上海市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与转型分析

上海市目前针对基层社会矛盾的法制化解决机构是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海市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进行解析,分析其主要特点及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的优势与不足,探讨其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面临的转型与发展,并对新型社会协商求同体系的基本结构与运作方式进行分析与展望。     

我国劳动争议解决的法律机制选择——对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法律批判

我国在解决劳动纠纷的司法实践中所采用的将劳动仲裁作为劳动诉讼前置程序的做法缺乏法律与法理依据,这种人为增加劳动争议案件解决程序的制度设计,极大地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和负担,增加了法院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难度,更容易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劳动纠纷的妥善解决.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时期所产生的劳动争议具有极其复杂和难以处理的特点,因而我们应摈弃以对抗性法律手段解决劳动争议案件的简单思维,彻底废除将劳动仲裁作为诉讼前置程序的做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和劳动仲裁的功能,将劳动纠纷解决机制设计为"或调或裁或诉"并行的体制,在立法上承认人民调解、仲裁与诉讼在解决劳动争议时享有同等权威的法律地位,按照"侧重调解,司法补充救济"的原则完善现有的非讼调解和人民调解制度,将劳动争议调解作为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当事人不愿意或者不能通过调解或人民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从而不得不进入司法程序时,则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采取"或裁或诉,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司法解决机制.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的纠纷解决——以一个生活于广州的青海化隆籍“阿訇”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化解和谐社会建设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纠纷与矛盾,探索适应当前民族、宗教、流动人口以及经济利益多元化现实的调节机制,是亟须研究的问题.作者通过大量散居在广州的青海省化隆县回族的一手调查资料,以一位化隆籍阿訇的“人民调解”经历,分析了其权威的获得、纠纷解决的规律,为研究“人民调解”提供新的视角和素材.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离婚案件审理研究

在文明司法和女性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离婚案件日渐增多。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体的治下法院虽对此类案件进行了具体审判,但其运作却暴露出中国近代社会司法转型之艰难。表面上,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坚守了＂依法审判＂的原则,但实际上,它却视女性维权能力之高下,作出了不同判决。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质上是强调审判阶段尤其是第一审程序中的法庭审判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心地位,强调把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限定在审判阶段,并通过制度提升法院的权威,保证判决的终局性。为此,一方面,应当对现行刑事审前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引入司法令状原则,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引导和监督,通过权力制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应当对法庭审判进行实质化改革,确立、完善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会议制度,改革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此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还要求全面落实证据裁判原则,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权威与民主平衡发展的重要价值及实现路径——基于后发国家和平转型的视角

后发国家政治体系的和平转型需要保持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发展,一方面推动权威的理性化转型,增强政治权威的凝聚力及其对政治发展进程的调控力,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威的引导下逐步发展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增强权威的合法性.权威的转型为发展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民主创造各种条件,渐进民主的发展重新塑造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此基础上,后发国家才有可能实现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     

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若干思考——兼评《人民调解法》

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人民调解法>的颁布与即将实施使得该制度更加备受关注.在新的立法背景下研究该制度的基本理论、存在的问题和相应对策,有利于促进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文化探源

司法一元解决纠纷机制存在很多问题,有视角上的偏差,有功能上的错位,有价值上的失落。其文化上的成因,主要表现为法律信仰的缺失,司法伦理与司法技术的矛盾,因案而异的传统司法理念。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我国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文化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长期存在;近现代纠纷解决的实践。因此,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的历史习惯,也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目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尤其应重塑人民调解的权威。     

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一个基于实证的考察

人民调解是我国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发展,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在此通过对天津市东丽区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发现,人民调解具有司法调解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机构设置、人员建设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我们需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性质的认识,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保障。     

民主权威化与权威民主化

民主与权威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需要探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发展民主与维护权威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 ,在实践上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走民主权威化和权威民主化的道路。在全社会形成科学的民主观和权威观以及民主必须权威化和权威必须民主化的共识 ,把握好民主权威化和权威民主化进程的节奏 ,花大力气培养全体公民发展民主与维护权威的心理和习惯 ,就成为我国民主权威化和权威民主化道路越走越宽的重要条件     

试析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重构——以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优化为视角

在我国司法权威不高以及信访作为制度外救济途径的大环境下,伴随着国家法治化的转型,行政复议很难跳出内部监督公信力低和实际功效差的制度窠臼,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先前的制度预设轨道.显然,制度的微调已无法解决现行制度的困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行行政复议制度进行重构,从而带动整个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制度性调整,实现信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有效衔接和整个行政争议纠纷解决体系的优化.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困境与突破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我国《人民调解法》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创新。通过司法程序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更高的确定性、权威性和执行性,对我国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在理论与实践中该制度还存在诸多困境,亟待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有关部门和广大基层人民调解员大胆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探寻行之有效的举措,以应对和解决该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使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得以可持续地规范化成长和运行。     

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新论

人民调解制度最核心的价值结构表现为秩序价值、运行价值和目的价值。自由与平等是人民调解制度的秩序价值,效率与效益是人民调解制度的运行价值,和谐与理性是人民调解制度的目的价值。独特的文化背景因素使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民间纠纷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充分显示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价值。     

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 ,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纠纷 ,缓解社会冲突 ,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治国方略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型 ,使社会结构 ,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 ,乃至纠纷解决的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在发展 ,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东西 ,在新形势下未必行得通。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 ,人们都已知到了应该积极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改革的步步深入 ,使得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的不适应性日益显现 ,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成为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中心

文章通过分析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及存在问题,提出完善该制度的有效途径,并提出确立人民调解制度在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人民调解介入医患纠纷机制研究

医患纠纷的顺利解决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有些地方试行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设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是解决医患纠纷的一种新途径,但人民调解介入医患纠纷的机制尚不健全,各地做法不一。因此,就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机构、调解一般程序、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的协调等机制问题提出初步程序设计,以期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为医患纠纷的顺利解决提供一种制度支撑。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发展及其完善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人民法院运用司法权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的一种有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是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已经成为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把"非诉讼"的人民调解和司法的强制力结合起来,对运用多种途径解决纠纷起到了聚合作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从实践到制度的形成经过了地方实践、正式确立和程序完善三个阶段,但是当前由于机制的不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出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应有的功能,我们还需从制度上加大和不断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     

论农村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作为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处理农村民间纠纷、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方面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人民调解已经成为构建农村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从阐述人民调解制度的起源和特征入手,结合《人民调解法》的规定,探讨现行农村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ADR制度研究——以人民调解制度为视角

ADR制度是近年来在西方国家较为盛行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该机制在实践运作中具有诉讼不可替代的优势,从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视角,以ADR的内在理性价值为核心,客观分析当今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内在缺陷,提出完善其构建模式之举措.     

"调解优先"的反思——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

最高人民法院当前确定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审判工作基本原则,强化调解已经成为今后的基本趋势。根据民事审判结构理论,这一转换源于国家对当前社会矛盾高发的回应,其转换的逻辑是:社会结构层面矛盾的高发——政法型司法体制层面政治对法律的深度介入——具体民事审判结构层面调解的强化。但是,社会结构层面矛盾的高发可能存在误判,而且还忽略了社会结构层面越来越强烈的法治化取向。因此,该政策转换不仅可能欠缺社会结构层面的原因,而且还与社会结构层面的法治化取向存在冲突。在双方合力的作用下,该政策转换将会从正反两方面产生叠加效应,对民事审判结构、司法体制、社会结构转型施加双倍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