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诗论家对诗与人之"处穷"关系的反思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阐释人之处穷与诗之关系时,除了延续前人"诗能穷人"的观点外,更多的则是对此进行反思性的阐释.在诸多阐释性的反思中,既有对"诗穷后工"诗能穷人"的理论进行反弹式思考的,也有从命数的角度进行反思的,也有从立论角度反思的,也有对诗人自身原因进行思考的,也有从宽慰的心态去看待"处穷"的,也有将"处穷"引向道的涵养,以求解脱的.     

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浅论家庭美育

近几年来,随着美学热的兴起,美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然而,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美育的教育过程中也出现较大的误区。因此,本文根据对美育的分析,提出以老子"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观点为指导,在美育过程中化"无为"为"有为"。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对机关部(处)级干部的要求

我国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高校党政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应该充分认识这种领导体制的基本含义,深入理解这种体制对本职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工作和言行.本文从理论学习、民主集中制、调查研究和机关形象等几个方面,阐明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对机关部(处)级干部的要求.     

论苏轼对屈原贾谊的评论及其"适中""处穷"的人生智慧

苏轼极为推崇屈原、贾谊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成就,青年时期即创作有《屈原塔》《屈原庙赋》等诗赋书写屈原之死的生命主题,赞颂屈原的精神人格,又"好贾谊"之书,撰写《贾谊论》评论贾谊;中晚年更对屈、贾辞赋推崇备至,以为"楚辞前无古,后无今","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可以说屈、贾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他对屈原特立独行、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对于贾谊"纡郁愤懑,至于夭绝"的处世方式,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屈原之道独为其难而"不适中",批评贾谊志大量小而"不善处穷".而所谓"适中"与"处穷",正是苏轼所践行的人生哲学和处世策略,这也是他与屈、贾的不同之处.苏轼随遇而安,身处逆境也不失乐观旷达,"休对故人思故国""共将诗酒趁流年",永葆一份充满诗意与希望的理性情怀.     

累犯“三振出局”制度之探讨

累犯处遇是刑事政策上一直探讨的重要课题。美国累犯"三振出局"制度的出台引发学者们的争议,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修正草案"中"特别累犯"规定,也推动着人们对累犯处遇制度的思考。通过对累犯"三振出局"制度的理性分析,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值得推敲。在对我国累犯处遇制度进行检视后,应对累犯处遇制度进行合理的调整。     

仿行内阁:清末会议政务处述论

清末预备立宪期间设立的会议政务处,是朝廷为暂缓组建责任内阁而设立的过渡性机构,充当"内阁的雏形",为"将来内阁之基础"。其人员组成主要包括军机大臣、大学士和各部尚书。在预备立宪期间,会议政务处一方面对督办政务处时期议覆奏折的职能有所继承,另一方面通过定期举行"内阁会议",负责朝廷各类政事的会商、审议与仲裁。此外,会议政务处在制度上保证各部大臣有机会定期参与重大事宜的决策,扩大中央的决策面,丰富决策的形式,也为随后设立的责任内阁奠定了基础。     

论我国传统教化之"风化"特征

在学校教育尚未普及的古代,传统教化被赋予了"风化"之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入",扰及万物.即传统教化在学校教育之外,还浸润至家庭、社会生活,从而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一种整合性的影响力;二是"伏",化物无形.即传统教化具有行不言之教与从细处修身的特征;三是"顺",顺调其心.即传统教化有刚中不过与以"顺"化物的主张.     

论普通话“处”类词语的语用规范问题

所谓"处"类词语,一般是指包括"处"在内的以"处"为词法或者句法成分的一类词语.由于"处"在词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加之形式、内容、结构、功能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不仅形成一定规模的词语系统,而且造成相当复杂的词语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话"处"类词语存在明显的语用规范问题,既要解决"处"类词语本身在使用过程中的规范问题,又要探索由高频语素或单词所形成的词语群的一般语用规范的规律.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兼与二程"中庸"解之比较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既源自二程以"实学"诠释<中庸>,又形成于对二程后学追逐"未发"而求"中"的批评.正是这一实学思想,使得朱子在解读"中庸"时,能够在二程"中庸"解的基础上,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中庸"之"中"代替二程的"不偏之谓中",强调"已发"时的随时以处"中";以"平常"解"中庸"之"庸"取代二程的"不易之谓庸",强调"无过不及"的"平常",把"中"与"庸"统一起来.这种解读既体现出朱子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想,又是对二程"中庸"解的发展.     

《礼记·乐记》之"心"与《孟子》之"心"

今本<礼记·乐记>言心计三十处.共有内在心智、常情、心术品性、百姓的情感意愿所向四种内涵.<乐记>言心构建了"心-物"互动的"应感论",注重人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双向调整作用.与之时代相近的孟子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二者在依心立言的其它方面却呈现出不同.其一,二者对于"欲"的态度不相同.其二,二者对于"诚和伪"的认识不同.其三,二者对于"觉"的理解不同.其四,二者对于"礼仪教化"的看法也不相同.唐君毅先生称孟子之心为"性情心或德性心",文中则概括<乐记>之心为"应感心或省察心".思想之分异,正根源于人心所见之分异.比察<乐记>与孟子之心异,以略见二者思想之异.     

从"楚凤"形象看楚艺术的审美价值

楚文化在我国先秦时代南方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楚凤"艺术形象的历史意义研究入手,探悉楚艺术的审美价值存在,对现代艺术设计理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楚文化精神

具有楚人个性气质的沈从文,在其湘西小说中对楚文化精神表现出特有的文化体认。这便是:崇尚自然、活泼灵动;热爱生命、尊崇人性;感世伤生、沉郁忧患;神秘奇幻、浪漫诡谲。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质疑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是韩非子对吴起变法的评价 ,学者们也都认同 ,然而 ,《战国策》、《史记》却认为吴起变法是成功的 ,并且 ,近年来楚地日益丰富的考古成果也证明 ,楚国在吴起变法以后并没有削乱 ,而是保持着上升的发展趋势 ,因此 ,不能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     

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校记

本文以汲古阁原本《楚辞补注》为底本 ,参以笔者所见其余六种版本 ,对《渔父》一篇的王逸注解详加校勘 ,列其同异 ,定其得失 ,以求恢复王注原貌     

西楚考论

古今学者对"西楚"源于何时,区域到底多大的研究,一直争论不休。考论通过史料证明:过去大多学者认为楚的发祥地是"荆",即今湖北一带,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甲骨文里,只有"楚",没有"荆"字,直到商末周初时才有"荆"字。由此看出楚比荆早,楚起源于东方,东夷文化是其源。出土的材料证明"西楚"之名,至晚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其区域主要在豫东南、苏西北、鲁西南、皖东北部。     

从“客观”到“观察”：储安平对1947年前后中国政局的观感与析评

通过当时《客观》和《观察》杂志主笔储安平的论政时文，展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1947年前后国、共、自由主义阵营三方和美国政府的观感与析评,以及藉此透递出的政局变迁信息。储安平的观察表明：作为社会政治变迁动力的边缘势力逐渐走向中心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不仅影响着当时的实际政治运作，也影响着未来社会的政治走向；既是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表像，也是这一表像的结果。     

楚简《太一生水》的学派再辨析

《郭店楚墓竹简》出版至今已有10年,其中的《太一生水》由于行文别致、论证生动一直备受学界专家关注,就其学派归属问题曾有颇多争议,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本文以此为论题,先辅以图形简要解说《太一生水》的内容,后采用文献对比的方法具体论证《太一生水》的思想,最后将《太一生水》归类为道家。     

《楚书》研究三题

由于书名和内容都与“楚”有关,署名“明陶晋英撰”的《楚书》自明末“问世”以来就被看作是一部记录楚地山水、历史、物产、风俗的地理类著作。一些重要的丛书也先后将其收录,从而形成了《楚书》的多种版本。但它却是一部内容完全摘抄自明代王士性《广志绎》的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