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农民形象对比研究——以《生死场》和《大路条条》的文本为例

中国作家萧红和美国作家哈姆林·加兰都因创作地方色彩浓郁的作品而著名;萧红的名作《生死场》描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东北农民的生活,同样加兰在短篇小说集《大路条条》中生动刻画美国西部农民的艰辛生活.本文以这两部小说为研究文本,从历史文化语境入手,分析中、美不同文化视域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及农民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实际上,中美边疆地区的农民除了拥有一些相似的品质外,各自的心路历程并不相同,东北农民经历的是“希望-绝望-麻木-反抗”;而美国西部边疆农民经历的是“希望-绝望-希望”,不同的历程正是由于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造成的.     

萧萧落红觅归处──论萧红小说中的色彩意蕴

萧红小说有着鲜明的色彩特征。笔名“萧红”二字,微言大义,是开启萧红作品题旨的钥匙。以红、黄、绿为代表的有彩色和以黑、白、灰为代表的无彩色在萧红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且处于对立状态。萧红的色彩心理表现为：喜爱红黄绿,厌恶黑白灰,这与地域文化环境、童年记忆和个性、人生经历有关。《生死场》时期是萧红创作的“红色时期”,中心色彩为红黑;《呼兰河传》为萧红创作的“灰色时期”,中心色彩为灰。有彩色与无彩色由对立而趋于融合,折射出萧红创作心态的流变：由“离家”到“渴望归家”。这种“归家”意指回归本真之家,形而上之家,具有广泛的文化内涵     

关于萧红研究的几个问题

我在一九八○年第一期《学习与探索》上写过《漫话写萧红》;在同年第一辑《文学论丛》上又写了《论研究萧红》;现在又写这一类的文字,就萧红研究中有分歧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共同商讨. 一、萧红的身世萧红是不是张家的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意见:一派说是,一派说不是.我是     

萧红《呼兰河传》的诗性智慧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以其女性特有的笔触对“丑”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表达了她面向人类艰辛生存境遇的倾诉,使“丑”的显现变成对美的渴望与呼唤。在对“冬天”、“大泥坑”、“后花园”等一系列意象叙述中,隐约透露出潜伏在人群背后的生存土壤和文化背景,使有限的意象获得了无限的意蕴,体现了隐喻象征手法的强大张力。     

《呼兰河传》与萧红的“小说学”

萧红是一位“内观和自传体型的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就是一部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和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木文作者根据《呼兰河传》对呼兰城这个病态社会的描绘及其“情感性重于形象性”的艺术特点，结合萧红的“小说学”，揭示了作家的富有个性及独创性的艺术风格，即所谓“萧红体”的形与神。     

表层的叙事 深层的理念──论萧红《小城三月》的叙事风格

现代才女萧红的绝笔之作《小城三月》以独特的叙事语调、叙事方式和技巧叙写了“翠姨”的故事。故事背后传达出的深层理念却是萧红本人对于爱和温暖的追求,以及追求不可得之后的幻灭。《小城三月》显示了萧红鲜明的叙事风格。     

《呼兰河传》：萧红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

文学史谈论女作家萧红,总是首提其成名作《生死场》,并视之为“代表作”重点评介。其实,从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而又具有独特性而言,萧红后期的《呼兰河传》则更能真正“代表”她小说创作的水平和风格。     

文学研究自我审视与人性拷问——以萧红为例兼谈女性与文学创造力问题

长期以来,提及萧红,人们往往谈论的是她传奇的生活经历,或是“左翼女作家”的身份,对她的作品与才华反而鲜有涉及。直至20世纪80年代《萧红评传》的出版,才真正揭开了全面研究萧红的“扉页”。萧红在其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既超越了时代写作的局限,又突破了女性写作的藩篱。在女性自我与人类的平衡木上,她成功地找到了表达自身体验与抒写人性的契合点,在自我审视中贯穿着对人性的思索与拷问,在深刻洞察中又浸润着个人情感,既立足于自身又站在更广泛的“人”的层面上,保持着心灵的自由与敏锐的文学创造力。     

萧红作品与抗战文学

萧红的创作生涯内嵌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她的作品和抗战文学的关联是一种内在的关联,抗战对于萧红作品而言不是外在的偶然,而是内在的连续性的存在,是萧红作为一个作家一系列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中决定性因素,“抗战文学”既是萧红作品的主题,也是理解萧红作品的方法,可以藉此整体地理解萧红全部作品——从《弃儿》到《马伯乐》。     

谁能绘得萧红影——萧红传记述评

本文分别就美国葛浩文的<萧红传记>,萧凤的<萧红传>,丁言昭的<萧红传>,秋石的<萧红与萧军>进行了分析,比较四本萧红传各自的特色和异同.指出四本萧红传都抓住了萧红生平经历、情感世界中的坎坷挫折;抓住了她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中的矛盾性,从而对她的性格与命运的复杂性、悲剧性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同时对萧红作品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指出了萧红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特性.     

我国企业文化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也有重要作用。通过深入分析企业文化的内涵、重要意义，剖析我国企业文化存在的误区，可以提出改选和建设我国企业文化的对策。     

Al2O3-ZrO2复合粉末的制备及相变研究

采用共沉淀法制备了Al2O3-ZrO2复合粉末,通过TG/DTA、XRD等分析手段研究了粉末的特性,研究结果表明,ZrO2含量越高,ZrO2结晶越快,结晶的温度越低。Al2O3与ZrO2两相物质结晶生长,从而ZrO2抑制了相变。     

康德认识论及伦理学视角下的"形式"和"质料"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的根基之上的,无论是在理论理性领域还是在实践理性领域,理性都起着支撑的作用.在认识论中,康德通过以想象力为中介的知性范畴将先天认识形式与经验质料结合起来,形成了可靠的知识.而在道德领域中,康德通过理性对于人的行为的直接规定彰显出了人的自由性,道德律是一种普遍化的形式,这种形式需要通过人的行为落实到经验世界中去.康德最后通过上帝的悬设保证了德福一致,从而使形式和质料能够实现最高的结合,这也代表了康德对于人的尊严和幸福的信心和关切.     

齐泽克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阐释与误读

当代激进左翼政治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中重新挖掘了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他认为,毛泽东是继列宁之后给马克思主义发展带来转折性影响的伟大革命家,毛泽东主义是一种适应中国语境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矛盾论,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但是,齐泽克认为,毛泽东没有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把这一规律简化为彻底的否定,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齐泽克虽然很推崇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但是他对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很多是错误的。不过,齐泽克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不失为我们了解西方左翼和反观自身的一个途径。     

人治意识: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社会心理障碍

人治意识是一种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心理, 它与法治统治存在根本冲突, 是当代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社会政治心理障碍。     

从楚简《老子》中"亡、無"和"

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是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有人认为是全本,也有人认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单位里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通过对楚简<老子>中"亡、無"和"     

改土归流以来永顺老司城遗址保存状况研究

自雍正二年（1724年）土司衙署迁址和雍正六年（1728年）“改土归流”后,老司城废弃成为遗址。“改土归流”以来,老司城遗址虽然经历了种种自然的腐蚀和人为的破坏,老司城内罗城内土司衙署区和宫殿区的木构建筑基本上荡然无存,但其地下建筑,基本上受到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的保护,与桑植、保靖等地土司遗址比较,保存状况较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来,永顺县政府高度重视对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规划和措施。     

以“三维目标”助推大学教师向“全人”发展

现阶段基础教育课程“三维目标“整体人的人才培养理念,已成为大学课程目标的基本参照.目前大学课程改革的滞后性、大学课程目标的模糊性以及大学教师单向度的发展,已难以适应新时期大学人才培养的需要.通过对大学教师单向度发展弊端的反思,来建构大学教师“全人”发展的三种能力,使基础教育“三维目标”助推大学教师更好地向“全人”教育的目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