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艺术的和解”

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自我意识的无限反思和普遍形式的极端分化,造成意识的分裂和精神状态的瓦解。艺术的任务就是弥补分裂,通过"诗"与"散文"的辩证想象,达到艺术的和解。"艺术的和解"与"艺术的解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阐释这一理论,无疑具有它的当下意义。     

论和解合同的缺失与补正

我国民众深受传统文化中“和为贵”观念的影响,常通过和解鳃决民事纠纷。而和解合同作为一种传统合同,其旨在终止争执,化干戈为玉帛,我国付之阙如。为满足民众需要,彰显意思自治,衔接实体法与程序法,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将和解合同有名化。     

谈悲剧中的和解意识--由黑格尔想到的

本文由黑格尔关于悲剧的"和解说"得到启发,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和解"在悲剧中的重要作用:"和解"贯穿于悲剧作品中,使悲剧与苦难剧有了明显区分,因而成为悲剧的核心元素;而悲剧美感中的崇高感和力量感也源于"和解"引发的特殊心理感受。     

试论观念与观念创新

观念属于精神范畴 ,从一定意义上讲 ,它也可以是生产力。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都与观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要使新观念不断萌生与发展 ,必须坚持实践观点、按规律办事、与时俱进、抽象与综合的统一及运用辩证思维等原则。我们的观念应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论王符诗观念与实践

王符诗观念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潜夫论》一书。王符思想比较活跃,其治诗目的在于导引学习,教化全民,启人智慧,颂美懿德,讽喻时政,借鉴历史,探究自然;论诗、说诗、用诗多有独到见解。因此,探讨王符诗论对全面深入客观地认识汉代《诗经》研究成果,深刻认识诗义,深化《诗经》研究,有效整理古代典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袁枚的真情论与诗学观念的解放

由于中国文学向来主要不是被看作抒情的工具,而被认为是有着重大政治使命的修身、经世的利器,因此,诗歌的抒情作用往往是受到压制、扭曲的.袁枚性灵说的核心因素就是强调感情,袁枚充分阐发了性灵说主真情的美学思想.袁枚的真情论冲破了正统诗学束缚,为历来受到诸多压抑和束缚的诗人提供了思想解放的理论武器.     

黑格尔美学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和解的辩证法

路德宗教改革不仅确立起人的主体性、内在性,还为德意志民族开辟出“内心情感”与“精神信仰”一体化的思想进路。面对启蒙对宗教的批判,黑格尔立足于“批判性统一”的立场,运用哲学美学话语调和现实与信仰、理性与自由、主观与真理之间的冲突,并最终以“和解”的策略从“精神现象”层面努力解决现代性的危机和分裂现象。这既由“和解”自身的哲理特质所决定,又与“绝对精神”的演进方式和逻辑展开形式密切相关。它外化于美学艺术体系的话语建构中,无论是艺术史的观念及其艺术门类,还是艺术史的历史演进及其类型变迁,均贯穿着“和解”的“辩证法”,并在哲理表达中达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统一。     

论古希腊勇敢观念的起源与勇敢论的建构

勇敢是古希腊传统“四主德”之一,是古希腊伦理学的重要概念。笔者运用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揭示勇敢观念的起源和生成,展现勇敢论的理论建构过程。第一部分,首先考察汉语“勇敢”一词的词汇意义,然后寻找与之相对应的希腊文词汇,考察其具体含义。第二部分,指出荷马时代的勇敢是观念形态的,而非概念形态的。早期希腊哲学家谈论过勇敢,对勇敢进行现象描述,但尚未对之进行理性的界定。希腊哲学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们开始用定义的方法揭示勇敢的外延和内涵,从而把勇敢观念提炼为理性的概念。柏拉图的对话《拉凯斯篇》对勇敢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以勇敢为核心概念的勇敢理论初步呈现。第三部分,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把勇敢当作知识会带来矛盾和解释上的困难,因此他把勇敢与正义、智慧、节制一道纳入德性论的体系。他在界定和解释勇敢的过程中,一方面把勇敢区分为行为和品德,指出勇敢是某种行为,而刚毅是勇敢的品德;另一方面引入实践(伦理修行)的内容,把作为行为和品德的勇敢统一起来。勇敢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三卷中臻于完善。     

论王符的文学观念

王符文学观念具体表现为对文学美刺功能的重视,主张文学的实诚精神.其本末兼顾的思维方式,是这些文学观念的内在哲学基础.王符文学观念虽然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是在东汉中晚期文学思想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其本末观念的思考对魏晋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论刑事和解的合法性与合法化

刑事和解的兴起是21世纪初年中国刑事司法中发生的最重大、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实行刑事和解并不会导致私人复仇的泛滥，也不能说搞刑事和解就是国家推卸责任。刑事和解不仅不违反罪行法定、罪刑均衡原则，而且也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正义的精神相契合，刑事和解的兴起并不会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但刑事和解也有缺点和局限，弄不好会削弱对犯罪的预防，诱发新的司法腐败，故必须通过相关技术设计来实现其合法化。如何做到既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又将其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乃是立法者面临的一大考验。     

胡塞尔与实在论—观念论之争

胡塞尔称自己的哲学为“超越论的观念论”,这使得当代实在论者将其视为重要批评对象,他们主张,胡塞尔哲学因为其超越论的立场而错失超越本身。胡塞尔关于实在论—观念论的讨论是借助“内在—超越”概念展开的,他区分了两组内在—超越概念,这两组概念通过与两个意识概念的对应,同构造的两个基本范式联系起来,这样,实在论—观念论之争就落实在这两个基本范式的有效性问题上。正是从这个方向上,胡塞尔有效地辩护了超越论的观念论与自然的实在论的可兼容性,从而证明,他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并未错失超越本身。     

论刑事和解中的刑事责任问题

刑事和解中的刑事责任问题是一个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能否顺利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从我国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入手,具体阐明了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必然后果,刑事和解以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必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刑事和解可以减轻刑事责任,进而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导致免除处罚的后果。     

论破产和解制度

破产和解是为了避免破产清算的消极后果而确立起来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破产和解制度存在若干缺陷 ,亟需在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即 :实现破产和解制度的一元化 ,坚持破产和解与破产清算并重 ,贯彻政企分开原则 ,强化破产和解的监督机制。     

论侵权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侵权案件发生后,当事人就侵权损害赔偿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一直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本文将就侵权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进行探讨,以期能对我国的民事立法有所裨益.     

论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基础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了常规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意愿的不足,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我国现行刑事法制的补充。刑事和解具有正义和效率方面的价值。刑事和解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法律文化氛围、刑事政策指引下的产物。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也符合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     

超越实在论与观念论

胡塞尔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常常被指控对世界之存在持笛卡尔式的怀疑论立场，学界对这一指控的回应大多诉诸超越论观念论与实在论的相容性。然而这种回应策略不仅不必要，而且违反了现象学的无前提性原则。根据纯粹意识的本质规定所设想的“取消世界”的可能性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设想性，现时在思的意识通过一致性经验实际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确证了世界的现实存在。实行着现时意识的超越论自我的事实，不是实在世界中的经验事实，也非绝对观念论的精神实体，而是一种在超越论构造中显现出来的，先于自然与精神、实在与观念之分的原事实，先于一切现象之分的原现象。     

论刑事和解与刑罚目的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犯罪处理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刑事司法的突破,在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显示了其优势。同时,对刑罚目的的实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否定了对刑事和解能够实现刑罚目的的质疑,对刑事和解能够实现特殊预防、一般预防和报应刑罚目的进行了探讨。     

西方观念论的嬗变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以及究竟以何种方式批判甚至颠倒了德国观念论?回顾西方观念论的发展历程可见,柏拉图的观念论源于苏格拉底之死所带来的政治现实,其并非仅是哲学形而上学,同时也是规范性的实践哲学。近代观念论以主体为轴心所实现的表象哲学的建构,凸显了观念论作为哲学形而上学的一维。这一维度在康德批判哲学对同一性原则的质疑中趋于瓦解,却在黑格尔包含着差异性的思辨逻辑体系中重新被建立起来,使得黑格尔的"现实"在其"合乎理性"的意义上最终不过就是一种"观念"。在将黑格尔思辨观念论做主观主义误读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彻底批判,去除了西方观念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形而上学色彩,让哲学再次成为直面现实社会政治体制的一种思想建构,被理性所吞噬的"现实"由此获得拯救。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并非对德国观念论的颠倒,而是对这一哲学形而上学之同一性原则的拆解。     

论和解合同的性质与法律适用

和解合同作为传统有名合同之一,旨在解决纠纷,终止争执.其具有独立性、广泛性、抽象性和风险性等特点.我国《合同法》未规定该合同.实践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后常出尔反尔.我国应当承认和解合同的效力,可以类推适用人民调解协议的相关规定.     

论刑事和解机制的适用

刑事和解机制的内涵和特性;刑事和解机制适用的原因;刑事和解机制适用的作用;刑事和解机制适用的范围;刑事和解机制适用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