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社会性质犯罪中"组织性"证据的收集--兼论检察引导侦查的可操作性问题

"组织性"证据,是指证明实施犯罪的集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证据材料.实务中,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组织性"证据的收集存在三方面的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明确"犯罪的组织性"是"组织性"必要构成,明确"组织性"证据收集的途径和具体规格,同时加强警、检协作和追逃力度.     

电信诈骗犯罪侦查难点及实证对策研究——以重庆市各区县发案为例

电信诈骗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报刊杂志、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等各种传媒逐渐进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犯罪分子便以各种传媒为载体,充分利用电信业、银行业的服务项目和监管漏洞,远距离、跨区域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自2010年以来,重庆市内的电信诈骗案发案数量猛增,作案手段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严重。当前发生在重庆市内的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犯罪主体集团化、职业化和诈骗流程标准化、模板化等特点,给公安机关侦破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带来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打击难等侦破难点。破解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难题,必须从建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业侦查队伍入手,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与银行业和电信业的深度合作,同时开展电信诈骗预警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身防范意识。     

电信诈骗的分析与对策

电信诈骗犯罪是我国当前高发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模式,包括诈骗手段多样化、犯罪主体高度有组织化、作案手段科技化等特点。立法和监管方面的缺失是电信诈骗产生的原因,应完善立法,监管防控,与相关部门合作,加强国际区际合作,以便有力打击电信诈骗。     

反侦查活动再生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职务犯罪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针对该类犯罪反侦查活动频繁、线索来源稀缺、证据变化较大、证据链条薄弱等特点,检察机关应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切实实现由供到证的静态取证模式向由证到供的动态取证模式转变,充分利用新《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技术侦查手段,积极收集并巧妙利用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活动产生的再生证据,从反面进攻,打开案件缺口、强化证据锁链、扩大战斗成果,从而把死案办成铁案、小案办成大案、个案办成窝串案。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反思与展望

检察引导侦查改革近年来逐渐成为检察工作的热门话题,也被视为刑事司法新观念和目前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之一.通过对检察引导侦查的法理基础、法律依据、价值与成效等问题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检察引导侦查这种检警关系机制研究不能以某一个流行命题为基本出发点,而应当把它置于具体的刑事司法理论及实践中去.     

检察机关发生无罪判决的原因及应对措施--以一起无罪判决案件为视角

对于无罪生效裁判案件,基于检察权的应然功能,检察机关应当深入研判无罪生效裁判所产生的原因,并充分发挥我国检察制度的优势,改进工作方式和执法理念,积极主动、尽最大可能防止和减少无罪生效裁判。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重塑——兼论制度的可行性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一直停滞不前。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明确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基本方案,以往对该制度的排斥主要来源于对该制度本身定位不明、动摇检警结构的平衡、影响侦查效果等的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此次提出的改革方案和以往的“提前介入”有明显不同,只是希望建立起检警双方的工作沟通,并不是对检警关系的颠覆性变革。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本次改革可以提高起诉质量,符合检警双方共同利益,应当尽早形成具体制度。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电信诈骗犯罪打击对策研究

在电信诈骗犯罪日益增多以及犯罪手段智能化的背景下,为了增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效果,对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和层次,挖掘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和重要中介者,缩小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范围,选择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突破口,推断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同时提出当前反电信诈骗工作需要注重情报的搜集与处理,抑制犯罪团伙网络的不断扩张,打击合作网络中的特征节点,破坏小团体之间的连接等具体对策。     

电信诈骗犯罪的惩治与防范研究——由“徐玉玉事件”引发的思考

以徐玉玉事件为例,通过介绍电信诈骗形成的条件,总结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和滋生的原因,然后着重分析了目前执法机关在侦查电信诈骗犯罪中的难点,最后基于前述的分析,对于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电信诈骗和惩治犯罪分子提出了四点建议,期望从根本上解决打击电信诈骗的困难,减少电信诈骗,扼制电信诈骗,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最高检察机关侦查职能比较研究

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和英关法系国家侦查权配置的模式不同,普通检察机关不一定侦查犯罪,但对于国家最高检察机关而言,则都履行侦查职能。英国皇家总检察署的严重欺诈局直接负责立案侦查重大欺诈案件和职务犯罪案件,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负责反间谍侦查和对违反联邦法律的重大刑事案件侦查,德国联邦总检察院负责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进行侦查,法国驻最高法院检察院的侦查职责与驻基层法院检察院的侦查职责基本一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全国性重大职务犯罪及渎职侵权侦查职责。国家最高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责具有法律监督的的属性和功能。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监督中应引入“提前介入”程序。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的侦查权属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当属于我国检察机关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日常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将所专属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其内设机构中进行具体划分。目前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中享有职务犯罪初查权或侦查权的有：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五个部门。起初作如此的划分其初衷有其一定道理的,但面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牵连化,如何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进行侦查管辖职能划分,是当前面对牵连案件管辖必须予以回应的问题。因此,研究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侦查管辖权的权属现状与存在问题,通过追本溯源提出一些有关司法制度性建构的建议,便成当务之急了。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研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但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范围狭小且种类单一,已经不符合刑事诉讼的客观需要,本文对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及其完善进行了探讨.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文中简称为诉讼地位),是建立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理论发展经历了干预说、反思、学术争鸣和理论整合4个阶段。公益法律诉讼监督说是确定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以及诉讼监督权行使的自身特征是界定检察机关当事人地位的具体因素。     

检察视野下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探析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一种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全新诉讼模式,主要由检察机关建议启动,其提高了诉讼效率及被告人认罪服判判决生效率,但在实践中需解决如下矛盾： 对于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公诉部门如何简化案件审查模式和审批程序以提高办案效率,案件特点复杂情况下如何提高启动速裁程序建议的采纳率,庭审简化情况下如何保证速裁案 件被告人的权利,认罪服判情况下如何保证检察量刑建议的庭审采纳率。建议检察机关在推进刑事速裁程序时,确立刑事速裁程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独立法律地位,制定适用速 裁程序的案件承办人权力清单,明确适用速裁程序的被告人认罪案件证据标准,创建被告人认罪的辩诉量刑交易机制,建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全程监管制度,以推动刑事速裁程 序不断完善。     

法院的调查取证权献疑

我国现行有关立法于审判权之外另行赋予法院(及法官)查证权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文章分别从立法、司法及法理逻辑等层面,结合我国法院庭审改革的实践分析,指出这一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更不能体现法治时代的精神要求.应尽速修改完善相关规定,切实体现当事人举证功能,取消法院查证权.     

检察机关在实施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出发,分析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各个阶段的处置措施,探讨了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检察机关应发挥的作用,包括审查逮捕阶段对逮捕率的控制、审查起诉阶段对暂缓起诉制度的借鉴和判后阶段对社区矫正的参与。     

我国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之错位与重构

文章通过对我国检、警关系之现状分析,在考察世界主要国家的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上,透视我国检、警关系之错位,并基于此提出重构我国检警关系的目标模式及其路径选择.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行为特征与司法适用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高、危害性大且犯罪类型多。与传统诈骗犯罪相比,电信网络诈骗具有犯罪行为虚拟性、诈骗行为离散性和行为结果延迟性的特点。因而在司法适用中,尤其要注意根据加功情况来确定取款人的刑事责任,根据实际作用情况来确定话务员和特殊帮助人的主从犯地位;对于钱款已经转入犯罪人实际控制账户的情形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对于团伙成员的犯罪数额要采用综合责任说的观点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