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其系列地图的版本和来源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所附地图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沿海地图,影响广泛,文献记载中与现存均有诸多摹绘（刻）版本。本文对其系列地图的绘制背景、版本流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梳理出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版本流传的轨迹以及所附地图上地理信息的层累,并对其地理信息的来源进行了分析。     

1935年保学在婺源的推行及其折射的社会变迁——以《徽光》杂志的记述为中心

1935年,江西在全省推广保学。保学在婺源快速推广的过程中,出现了上学不便、师资短缺、经费摊派等问题。民众对保学的抵触,主要缘于对经费摊派的抵制,对经费筹集中贪腐现象的愤怒,而非出于对政教合一的反感。相反,民众仍寄希望于政府通过甄选可靠人员、尊重地方习惯,来革除保学推行中出现的弊端。     

浅析黄宗羲的政治构想——以《明夷待访录》为切入点的历史考察

黄宗羲,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潜心著就《明夷待访录》,其目的是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阐明封建帝王制度的弊端,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他具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思想。《明夷待访录》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闪露着新思想的锋芒,堪称为17世纪的中国人权宣言。尽管学界已对《明夷待访录》进行多方住和多视角的论述,但仍不全面,本文试就其政治构想进行简要梳理,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清代中叶清水江流域婺源木商经营实态研究——以嘉庆婺源《往苗杂用》账簿为中心

清代中期,婺源木商赴清水江采买木材,从事自三寨至德山间的短程木材运销,亦常将布、盐等运至苗、楚销售。他们灵活地采用公号、小伙、寄小伙等合伙方式运用资本,资本规模一般几百两至数千两。其公号甚至向王寨借银作本。在卦治、王寨、茅坪采办条木,或以根计价,或以篾尺围量材积计价。乾嘉年间三寨买木例规,自树篼起五尺以上围量条木,且既无周长折扣,又无材积码子折扣。自三寨至德山的运销过程中,要承担牙口、江钱、佣金、程仪、头银、辰关木税和点开篷礼等税费项目,合计约占木价款的8%以上,运费约占木价款的4%。婺源木商的利润主要来自条木产销两地的价差,以及贩卖布盐所得。     

中韩古代小说自我评点之比较——以《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为中心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是中韩两国古代文言志怪小说的重要代表,两者在小说正文之后均有作者的自我评点.对比两种评点,其共同点是评点都是正文故事的补充,又体现出作家的个性.不同点是《聊斋志异》在评点内容上选择富含寓意的故事,饱含鲜明的情感色彩,敢于批判社会现实;而《天倪录》则是注重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遵从传统儒家道德思想.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者的因素,还包括成书社会背景的差异以及所处的小说发展阶段不同等因素.     

王船山《思问录》对理学思想的建构 ——《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诠释

《思问录》是王船山学术思想的重要内核,其中蕴含着“太极”“动静”“人极”等理学概念,既融合周濂溪《太极图说》理论取向,又贯通了张横渠“气”学思想,以此颠覆陆王心学体系,实现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超越,由此亦体现出明末清初儒学在哲学义理方面的新发展。     

论道教神仙传记的文史价值——以杜光庭《墉城集仙录》为中心

本文以杜光庭<墉城集仙录>为中心,考察道教神仙传记的文史价值.认为其史学价值在于可以考订史实,补正相关人物生平;文学价值在于辑录大量东晋诗歌,其内容亦多为后世作家所征引,以作笺注之资;其对后世小说在叙事结构、情节方面,也有一定影响.     

宋代徽州的民间宗教信仰——以《新安志》为中心

宋代徽州人信奉的神灵名目繁多,既囊括了传统佛、道诸神,亦包括名目众多、带有很强地域色彩的英雄人物崇拜和自然神信仰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徽州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祈求神灵保护、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态和愿望。而神灵种类的繁多,又体现了宋代徽州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     

晚清守旧派对儒家纲常思想的维护——以《明夷待访录纠缪》为中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晚清得到士人们的高度关注,或借之阐扬民权等新思想,或批判其离经叛道。黄宗羲从祀文庙的圣谕颁布之后,李滋然经过"五夜思维",指出《明夷待访录》存在"废弃君臣大伦"、"反圣王"、"背六经"、"诬毁恩深之故主"等违反儒家纲常思想的谬误,并逐条批驳,撰成《明夷待访录纠谬》一书。此书既体现了李滋然维护儒家纲常思想的特质,又折射出了晚清新思想对儒家纲常思想的突破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夷待访录纠谬》既是守旧派反对新思想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其为维护儒家纲常思想而谱写的一首挽歌。     

《永乐大典》所收方志的特点和价值——以徽州方志为考察中心

《永乐大典》虽然仅存残本八百余卷,但它收录的方志具有数量多、版本早、种类全、涉及地区范围广等特点,不仅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具有补充史料的价值,还具有校勘、辑佚等文献学价值。然而《永乐大典》收录的方志亦存在著录文献名不严谨的现象,存在同书异名或异书同名的现象,使用时应加以注意。     

论韦勒克的比较文学整体观——以《比较文学的危机》为例

著名的文学理论家雷纳·韦勒克,凭借《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驳斥了法国学派的理论,阐述了美国学派的观点,对当时陷入呆滞的比较文学研究起了力挽狂澜之作用。本文立足《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通过韦勒克的批评视域与对文学性的认知来分析他的比较文学整体观以及对后世文学研究的启示。传统意向的继承运用加上单词复指与修辞学编码的运用,以此来引出具有根本意义的主题。     

寄庐刘衍文先生评点钱仲联《清诗精华录》述略——兼谈刘先生以诗法为中心的清诗观

《清诗精华录》是钱仲联先生晚年精心选注的一部清诗总集,幸得刘衍文先生评点。评点中又尽显两家清诗观的不同。本文着重介绍的刘先生重鉴赏、重清中叶诗的方家之见,较陈衍、汪辟疆的相关论述为细,而与钱锺书为近。五家皆为清诗研究的前辈大家。     

魏晋棋文化探寻——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围棋是传统四艺之一,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魏晋时期棋风大倡,通过考察《世说新语》中保存的大量史料,可以了解当时的围棋观念、棋技、棋品、棋风的发展情况。魏晋棋文化表现出重道与重艺的倾向,这与魏晋风度有极大的关系。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与历史人物形象重塑——以罗愿《新安志》汪华记载为中心的考察

隋末唐初,徽州豪民汪华聚众起兵,带甲十万,保捍乡里,据有歙、宣、杭、睦等六州之地,归唐后封越国公。然而对于此人,不仅唐史无传,即便南宋以前官方史书也多以"贼"称之。南宋淳熙二年(1175),罗愿编修《新安志》对其形象加以重新塑造,并获成功,汪华的"英雄"形象逐渐被后世接受。进入宋代以后,徽州汪氏取得了科举考试上的巨大成功,他们或任职于中央,或掌权于地方,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他们利用中央的敕封政策不断提高汪华神的称号与地位,借以抬高自身。罗愿利用编修《新安志》之机,从各个方面为汪华正名并取得成功,与以汪氏为核心的徽州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密不可分。     

三教共相:宋代皇帝气象——以《宋史》本纪为中心的考察

"本纪"对于解读正史所反映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宋史》本纪记载皇帝气象具有三教共相的特征,反映了宋代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特质:帝诞气象的三教交融,拓展了皇权的文化基础;皇帝个体、群体素质及其家国政治气象的三教合一,表明君主集权政治的加强。三教共相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展现形态,其中蕴含了宋代之所以为宋代的主要原因。     

论《世说新语》的人物关系网——以王述为中心的考察

《世说新语》是一部分类记事的志人小说,若将其中某一人物分散在各门中的零星言行记录合而观之,将会呈现出该人物的整体形象和由此辐射而成的人物关系网络。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挖掘《世说新语》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效应和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清代江南的溺婴问题：以余治《得一录》为中心

<得一录>是清代无锡绅士余治编纂的一部总汇慈善章程的善书.结合地方志,透析<得一录>可知,清代江南溺婴现象已成为一严重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被溺婴孩数量大,溺婴手段残忍,男婴女婴都在被溺之列,乡村多于城市.溺婴具体原因存在阶层差异:贫困家庭溺婴主要由于缺乏财力;溺女家庭主要是受奁费高、遣嫁难和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溺婴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江南士绅的重视,他们发挥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开展道德劝化和救济婴孩的善举,以遏制溺婴恶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