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韵考论

赋是有韵之文.赋有不同体式: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其用韵方式有同有异,律赋严格限韵,其他不限韵.赋韵源于诗歌,早期赋都用<诗经><楚辞>的韵系和韵式.汉代散体大赋和宋代文赋用韵最宽松自由,韵位疏密和韵部转换皆无定式,行文中有很多无韵的散句,加之古今音韵变化,有些韵脚今人已经不觉得是押韵,因此,除了专门研究古代音韵的学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散体赋韵若有若无.骈赋和律赋用韵整饬,通常偶句押韵,不断换韵,可称为骈排转换韵式.这种韵式对赋的文体结构、内容之铺陈罗列、诵读的感觉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赋韵,使用的是当时的音韵系统,在汉赋中,甚至有少数赋韵还带有作家的方言因素.     

从赋税之“赋”到登高能“赋”——追寻赋体发生的制度性本原

作为文体的"赋"字,其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以"贡赋"为主要义项,"赋"字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制度性的内涵;另一方面,"王命使赋"的赋政活动,又使"赋"具有了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的意义。从"瞍赋"到"赋诗断章","赋"一直在"直陈"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言说方式被频繁使用。最后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赋"在直陈的制度性言说方式之外,又兼有了属文造辞的创作之义,并最终演化为指代其语言成果的文体概念。通过屈原与荀子的创作实践的推动,作为文体之一的赋终于开启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之路。     

唐赋研究三十年述评 (1978～2008)

近30年来,唐赋研究不仅在观念上得到了重视,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为可喜的是,在赋学会议与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中,唐以后的赋尤其唐赋所占份量日益增多,这无疑标示着唐赋研究良好的势头.汉赋与唐诗研究的某些视角与手法可以成为唐赋研究的重要借鉴.     

20世纪末期中国赋学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至世纪末约20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赋学史上赋学研究的高峰期和多产期.这一时期,因着改革开放的社会和时代因素,赋学研究呈现出了学者不断涌现、成果丰硕喜人的景象,赋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开始和其他文体一样,被置于相当的地位,予以尽可能客观的研究,且这种研究是在传统赋学基础上展开进行的,因而更趋于科学化和理性化.     

清代台湾凤山县诸赋的环境描写

明末以来,府县方志日趋完整,描写台湾山水形胜之赋亦迭有创发。台湾地理环境藉赋篇生动之描述,读者得以因辞逆意,以意摩情,足以阐扬先贤荜路蓝褛之功。本篇列举清代台湾府、凤山县方志中有关南部凤山县山川胜境之描写,对照铺写台湾地理、形胜之赋篇,如台湾赋、台湾形胜、地方山水、鸾堂等篇章,并佐以名士诗章之讽咏,参以今人实际登览考察之结果。以供文史相参,熟知当时凤山县之山岳、潭泉、沙洲岛礁、县学、宫庙鸾堂及其传说等重要历史景观,其于好古者或非无益焉。     

试论苑猎京都大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

作为一代文学之主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苑猎京都大赋无疑最能够代表和反映汉代雄壮堂皇的时代风气与精神面貌,其主要写作内容则是苑猎与京都。由于国力昌盛,帝王需要宣扬盛世伟业,于是自上而下"命赋"成为苑猎大赋的写作方式,而京都大赋则在"迁都"争议的影响下,以"献赋"为其写作方式,并在宫廷中诵读传播。所以,"命赋"和"献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使得苑猎京都大赋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帝王喜好、舆论风潮以及时代精神的承载体,达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金代前中期赋钩沉与探析

金朝以律赋取士,律赋大行于世,佳作颇多,但作为科场之文,弊端不一而足。有识之士振而起之,南渡以后古学兴起,古赋渐盛。由于末期兵乱、文人不喜刊刻文集、律赋弊端等原因,金朝现存赋作很少。金朝前期献赋之风较盛,赋题与当时君主的活动或时政相联系,科举赋则反映了金朝崇尚武功,并向往汉族文治,欲一统天下的情况。中期科举赋在海陵正隆二年之前日趋揣摩逢迎,此后走向规范化,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文人赋则或说理记事,或咏物抒情,律、古兼工,成就较高。前中期还出现了佛教赋、医学赋、相学赋,反映了律赋向非文学领域的渗透。     

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     

梁孝王忘忧馆游士赋考辨

本文通过对梁园君臣赋体式与题材的分析 ,揭示了西汉初年尤其是文、景时期存在着一种以四言为主、杂用六言等句式、表达自由灵活的诗体赋 ,并曾出现过咏物赋创作高潮的事实 ,从而论证了梁孝王忘忧馆游士赋产生的基础和条件 ,肯定忘忧馆游士赋是真实可信之作 ,同时 ,也对西汉初年赋的发展情况作了初步的探讨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及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李慈铭辞赋述略

李慈铭现存辞赋类作品17篇。就体类而言,有古赋,也有律赋。就题材而言,大致包括抒发幽情悠思的咏物赋、带有论说性质的讽谕赋、赋写居室和怀人的亲情赋、写景记游赋和学术考据赋等题材类型。其辞赋文体风格与其骈文创作存在着相同的审美取向,崇尚骈俪,甚至以骈为赋;重视辨体,推崇古赋;征实重典,重视考据,在晚清辞赋创作中自名一家。     

康雍年间赋选赋学思想论

选本批评是赋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出于帝王的提倡,赋学表现出重视律体的倾向,同时由于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和对元明赋学的继承,又表现出以情力为主,古律兼综的赋论趋向,这在当时的赋选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     

唐宋赋学论议

唐宋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中衰期,其理论成就上不及汉魏六朝,下不及元明清,然唐宋两代科举试赋（律体赋）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赋论特色：一是赋的本体论,即赋如何写的问题,亦是璺学古律之辩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赋与科举的牵连,围绕着科举试赋,文学派与经义派展开了不断的论争,并备才学之辩发展到朋党之争,赋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凸显。     

《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新疆赋》,从作者、版本、内容、文学特色、价值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吴兆骞辞赋概观

吴兆骞的身世遭际及其诗赋在当世及后世都充满了悲悒色彩。他的诗歌迥绝一时;他的赋作虽然只有八篇,却也是饱含身世之感,内蕴深厚,充分表现了他的才气与笔力。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明显的现象,即评论家往往　通过对作品的整理以表达其批评思想,作为文学批评分支的赋学批评也不例外。历代赋论家　编纂了大量的赋总集、选集、别集（专集）,尤其是到清代,赋集编纂风气炽盛,成果汗牛充　栋,成为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均值得重视的现象。从史学观来看赋集的编纂,表现出与古　代赋学批评同步发展的情形,而从批评观来看,则赋集编纂也包括了赋的文体性质、赋创作　分类、古赋与律赋、赋作家群体研究以及对赋话产生之影响等丰富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