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监察官员的选任、升转与考核

监察制度是清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制度能否有效发挥其监察功能，与监察官员素质有很大关系。清代统治者对此认识较深，从其选任、升转与考核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规定，形成了对监察官员的一套较为完整的管理体制。本文以大量的文献材料，对这些制度进行了考证与研究，以期对当前我国监察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起到“察古知今”、“鉴往知来”的作用。     

清代台湾制糖业的发展

清代台湾制糖业以大陆先进的甘蔗栽培技术及制糖方法和台湾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依托 ,其产品畅销于国内外 ,在中国各产糖区独占鳌头。台湾甘蔗的广泛种植和台糖的大量生产及外销 ,为台湾带来了丰厚收益 ,促进了台湾制糖业的发展 ,并从侧面反映了台湾农业经济的进步与繁荣。     

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

清代前期,闽粤移民冒籍赴台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相当普遍,台湾地方官员对此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闽省官员和巡台御史曾对其进行查禁和清理,但成效不彰.科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台湾这一边陲地区人口的文化结构.有的科举移民及其后裔还参与台湾的土地开发和文教设施建设,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地方文教事业中作出贡献.清代前期台湾的科举移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一现象表明,海峡两岸人民之间除了地缘、血缘的关系外,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化外到化内:清代台湾土著军事化探析

清代台湾土著从化外到化内的转变,与王朝推行土著军事化不无关系.官府利用土著身体素质的优势和善射的技能,逐步将其编入国家军事系统,尤以乾隆末年屯番制和清末"开山抚番"较为典型.在台湾历次军事行动中,土著几乎都与官府并肩作战,彰显了王朝军事化的成功,土著社会在军事化过程中认同了王朝统治,也完成了从化外到化内的转变.     

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台湾是我国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区 ,清代台湾的自然灾害主要有风灾、水灾、震灾和旱灾 ,虽然清朝统治者及地方官员 ,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 ,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灾害造成的损失。自然灾害给台湾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甚至影响到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清代台湾寺庙的特殊社会功用──台湾清代寺庙碑文研究之一

清代台湾寺庙具有不同于内陆的特殊的社会功用，即移民的自治中心、官府发布示谕的场所、戍台士兵的公馆。随着台湾社会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寺庙功用的特殊性也逐渐消失。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台湾拓垦中番汉的合作与冲突

［摘要］就契约文书来看,清代台湾的番汉关系并非如有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部汉人压迫番人的血泪史。番汉在贌耕、水利与治安等方面存在诸多合作,双方的冲突既小且少,主要表现为番租纠纷与侵垦霸耕。番汉合作与冲突的形式是由双方的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而非受清政府的操控。有的台湾学者刻意夸大番汉冲突之目的无非在于为台独诉求寻找法理依据。     

清代台湾原住民不同社群的地权争夺

清代台湾在汉人移垦的推动下,汉"番"土地矛盾日渐突出,清政府基于治安考虑,划界隔离汉"番",并于乾隆年间派"熟番"于番界险要处设隘把守.随着土地资源竞争日趋白热化,"熟番"不同社群以守界名义争夺界外荒埔的地权,这个过程推动了清政府汉"番"隔离政策的变化,促进了国家行政力量在原住民社会的深化,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台湾实现的由经济而政治的历史逻辑.这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个很好的地方性注释.     

略论清代台湾社会的失调与控制

清代移民社会的失调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如“反”与“乱”,赌博成风 ,以及吸食鸦片的盛行等。但是 ,台湾移民社会同时又产生极强的自制力 ,这种自制力主要表现在祭祀圈的形成 ;建立社区的自治中心—庙宇 ;防御圈的建立。通过以上的社会控制 ,保障了台湾移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合作共生与文化整合:清代台湾的闽客族群关系

清代闽、客移民在移垦台湾过程中不仅有冲突对立,还存在合作共生关系。在台湾拓垦初期,闽、客移民往往杂居共垦,协力推进台湾的开发。即使嘉庆、道光以后,在台湾北部今桃、竹、苗地区的内山开垦中,仍不乏闽、客合作的案例。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由于闽、客移民维生方式不尽相同,亦须相互依赖、互通有无。与此同时,为了约束住民,闽、客成立联庄组织,订立合约,共同维持治安,以防止分类械斗。妈祖、观音、神农大帝等全国性的神灵,成为跨族群整合的媒介,增加了闽、客之间的良性互动。闽、客族群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对清代后期闽、客族群空间整编后,跨族群地域间关系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留居在闽南人优势地带的客家人,清末开始出现福佬化的倾向,族群融合得到进一步推进。     

论清代官服制度及其文化蕴涵

清代服饰是满族入关后 ,强行推行的游牧民族服饰 ,在中国服装演变史中是变化较大的一种 ,清代官服在此基础上产生。清代官服制度是我国历代官服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是在坚守本民族旧制度基础上参照了汉族服饰制度后加以发展的。清朝政府在制定服装制度时 ,既保留了汉族服装制度中的某些特点 ,又不失其本民族的习俗礼仪 ,是中国历史上服装制度中最为庞杂和繁缛的 ,其条文规章多于以前任何一代。考察清代官服对了解其时民俗与社会 ,以及衣、食、住、行均有助益     

明代公文制度述略

明代公文制度体现在公文的撰写、传递、收办、封置等工作环节之中。对篇幅、用语、纸张、格式、用印等的发文规定,对封装、驿传等的递文规定,对票拟、批红、签收、面裁、覆奏等的办文规定,对照刷、磨勘等的封置规定以及对行移勘合、保密等的涉及文书工作始终的通则规定,都显示了明代公文制度的既严格又繁琐的特点。明代公文制度对后世乃至现当代的公文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仕途结构述要

本文以汉以来有关变化的背景，讨论了吏道和科举在唐代所具有的新的地位和性质，以及其它各种仕途的相应分化和调整。这些事态体现了自汉至唐文官选拔制度的转折及其长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更切实际地揭示我国古代诸仕途的结构关系，并为有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从利害考量看清代官箴民本思想的文化认同

在清代官箴文化的有关表述中,民本思想的文化认同不仅需要道德的说教、良心的检点,更需要对现实利害关系的时时考量。这些考量既来自清代仕者对个人身家性命之犯罪成本的权衡,对其政治利害博弈的成本计算,又源于官员在应对自身行政考成问题上所感受到的对亲民政治功效的深切认知;而其保富思想所发生的内涵转化,更是清代官员立基于济贫、财政等经济、社会问题,以及行政、风俗等政务经验所作的多层总结及深层考虑。得失权衡成为推动传统为政者进行民本文化认同的现实原因。     

社会史视野下的清代“抱告”制度研究

“抱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诉讼制度,属于法律制度的范畴。同时它又是诉讼过程中诉讼者与代理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建基于法律诉讼基础上的关系性内容。在历史学本位意识之下,“抱告”实则又是法律实践、人际关系、社会变迁乃至社会结构转变的内容,是社会史对清代乡村秩序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     

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

清代统治者办理苗疆的主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力图在苗疆建立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既使边墙的修建也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边墙框架下的湘西苗疆,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湘西苗疆逐步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家庭中,中国文化版图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论清代监察体制的三重性

清代的监察制度作为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衡器。监察制度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等,都具有浓厚的历史传承性和特定的时代性,并在整个国家生活中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它的推行,为保障整个封建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起了较大的作用,成为整个国家政治领域的一件大事。其体制的某些环节,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清王朝政治一体的细节:一年一度札萨克印的封启

清王朝蒙古各札萨克旗均在春节期间举行一年一度的札萨克印的封启活动,这是清王朝政治一体的一个细节,这一活动不仅彰显了官印在王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是推动王朝政治认同的重要政治仪式之一。     

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

田赋制度是清代新疆赋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考察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 ,力图清晰勾勒此间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 ,以便进一步研究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     

试论清代伊犁城市体系之产生

清代前期以伊犁为军府制的统治中心,移驻人口,修建伊犁九城,形成了该地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群落,促成了伊犁中心城市和城市体系的产生。以惠远城为中心,惠远城和惠宁城为第一级城市,绥定城和宁远城为第二级城市,其余五城为第三级城市。其城市体系特征明显,体现了以政治军事布防为主要目的,以屯垦屯牧经济生活为经济保障,具有综合布局、职能互补、交通方便、民族隔离等特征。清代新疆北部边境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根源为：军事政治布局是边境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契机;屯垦开发是其稳固发展的基础;国家强有力的统治是区域城市体系发展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