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综述

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呈现出民族种类众多、自然环境复杂、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多样等特点。西南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发展与国家的安全、稳定及人民共同富裕紧密相关。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重视、学界关注。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政策支持研究、发展历史和民族关系研究、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策研究几个方面。     

建国初期党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类指导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从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历史的脱胎差异在相当长时间内仍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边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使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为此党中央根据西南边疆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国家政权面临的历史任务,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制定了分类指导的政策.地方各级政府在指导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艰辛的探索,其理论成果与经验教训,在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西南民族学研究"主要指我国大西南地区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研究,它是广义的"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以地理范围论,是指对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重庆,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这类学科的研究。反思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初创时期;20世纪50、60年代,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即对西南民族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的重要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西南民族学研究承上启下的发展时期。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今后还有许多亟待加强的工作:注重我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和学科体系的建设;编好西南各民族完整的民族志;继续整合力量,深入开展西南民族的综合与专题基础研究;将各民族特色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鼓励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加强民族学的应用研究。     

从“西南民族研究”到“西南学”:近代中国西南研究的学思历程

1928年,《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出版,为中国学界"西南民族"集团研究之嚆矢。"九一八事变"后,地处西南的学者深受"救亡图存"使命的感召,提出整合自然和人文科学进行"西南研究"。1948年,江应樑代表南方学界提出"西南学"构想。从"西南民族研究"到"西南学",是西南研究趋于高潮的产物,反映学界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将西南社会中的某些文化特征看作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在现实社会的遗存。宏观上把握西南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有助于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通史;同时,考虑到西南大区内部具体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阐述了广东、四川及西南边疆社会文化的独特性,无论得失,对于今天的西南学术研究不无启发。     

从西南到西北——历史时期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考释

武都郡置郡至今,其区域归属经历了西南—中间地带—西北的变迁。武都郡地区呈现出的这种从西南到西北的历史轨迹是由地理位置、区域观念、郡境调整、民族格局和南北政权对峙等因素造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因素强弱轻重不同,导致了武都郡地区处于西南与西北之间一种过渡地带的尴尬境地,也喻世了武都郡在边疆化与内地化的双重历史发展趋势中摇摆不定,这对武都郡地区历史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论明代都掌蛮消亡原因

明王朝与都掌蛮之间的恶性互动持续了两百余年,都掌蛮最终被明王朝消灭,其原因有四:第一,中央王朝急功近利,改土归流;第二,朝廷命官言而无信,杀降要功;第三,地方势力豪夺土地,支持改流;第四,都掌蛮自身"劫掠"无度,"叛服"无常。都掌蛮被明王朝消灭,不仅是明代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恶性互动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灭种灭族的典型案例。都掌蛮的消亡,既有中央王朝、朝廷命官、地方势力等多方合力围剿的原因,也有都掌蛮族群自身的原因。     

法治化:中央人民政府治理西南民族地区的历程——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

西南民族地区是指川、滇、黔、桂、藏、渝等省区市的少数民族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经历了从自治权的确立,到自治权的发展和完善的曲折过程,显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内容的系统性、政策的灵活性、实施的民主性等特征。中央人民政府在建国七十年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了治理的法治化,未来将以五位一体的目标前行,实现西南民族地区治理的现代化。     

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发展与城市化

本文从农业发展与城市化的依存关系出发,分析了西南民族地区农业与城市化分离发展所造成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历史成因和现实困境,提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走城乡协调发展的城市化的新路子.     

十多年来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近10多年来,西南、全国及港台学者对西南历史地理作了一些开拓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十分可喜的成果.一、西南历史政治地理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在政区沿革和地名索考方面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对从上古到明清今云南、贵州大部及四川西南部政区治地沿革、民族部落、山川、馆驿关津作了系统考释,征引广博,考征精辟,成为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必读之书.蒲孝荣的《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一书,对战国至建国初四川政区治地沿革作了系统爬梳和注释;吴光范的《云南地名探源》一书,对云南地名发展的特点作了深入探索,特别对傣、彝等民族地名作了开创性研究;史继忠执笔的《贵州通志·地理志·历史沿革》则对贵州从春秋到现在政区沿革和民族部落作了全面系统爬梳通释.     

加强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当前,积极开展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整个西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全局的作用。 参加西南经济协作区的云、贵、川、广西、西藏五省区有人口二亿,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五省区中,西藏、广西属于民族自治地区,云、贵是国家当作民族省对待的地方。云、贵、川三省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别占本省的三分之一、30％、8％。在四川,民族地区的面积占全省面积的57％。     

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近二十年来明清西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本文从明清西南农业 ,手工业 ,商业、市场及商人 ,社会阶层与民族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原因五个方面对明清西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     

汪由敦与《明史》

汪由敦自始至终参与了张廷玉本《明史》的纂修。汪由敦的史论多被《明史》采纳,对《明史》有重要贡献。李晋华等先生对汪由敦的批评有失当之处。     

明清西南地区彝族服饰文化地理研究

彝族服饰文化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彝族服饰与之相适应。明代中国西南地区彝族先民罗罗服饰的共同特征:男子椎髻,摘髯,带竹笠,着短衣,披毡,跣足或着履。女子发式和头饰复杂,披毡,衣黑,着短衣,着长裙或齐膝裙,带耳饰。清代中国西南地区彝族服饰的总特征:男子椎髻,剃须缠头,披毡戴笠,短衣。女子短衣配百褶长裙或短裙(根据社会等级),服色尚青。山区或交通闭塞之处彝族多继承传统服饰特征,坝区或交通方便之处因民族间的互相影响和渗透而产生变异。     

论明代的通史构筑模式

综合体通史编纂的研究,是一个十分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通过四部通史体系模式的分析,对明代的中国通史编纂的特点、成就及不足作了一些探讨。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执行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后同时存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固有机制两种执行程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国家执行程序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要求，而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纠纷解决后的执行又必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对外来机制的执行会进行排斥，而在同外界的交流中，其固有制度必然会汲取外来制度营养。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的执行走向融合，趋向大同。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执行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我们建设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明代四川蒙古族历史和演变略论

元代四川蒙古人有十多万 ,明代又有少数蒙古人入川。明代时 ,四川内地蒙古族人除战死和回北方的外 ,其余的改变姓氏和习俗 ,多数融入汉族 ;川西南蒙古族人有鞑靼、咱哩、青海、阿咱拉等称呼 ,他们有的分别融入回族、纳西族、彝族、西番 ;川西蒙古族人仍是当地的统治者 ,有霍尔、瓦述、梭坡、和硕特部等 ,他们后来都融入到藏族中。     

20年来明代西北民族史研究综述

明代西北为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情况相异,很难进行整体研究,目前所见多为单个民族研究成果。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一个民族,对其在明代的发展情况,如明代的关西七卫,专家学者关注较多,尤其是对哈密卫的研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明代西北蒙古族的研究,涉及到蒙古族与土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等形成的关系,蒙藏关系,蒙古族向青海的迁徙,蒙古族在西域的活动等;对明代西北藏族的研究,则集中在明政府对藏区的治理措施、藏传佛教、藏族移民与人口等方面;明代西北的回族专论和综论中涉及到的内容包括回族的发展演变、回族与伊斯兰教等。     

明朝修史机构与史学发展述略

与前代相比,明代修史制度极不健全。在严苛的政治高压环境下,明朝史学日趋衰微,官方修史停滞不前,史著寥寥无几;明初禁绝私人修史,私修史著极为罕见;明末禁止有所松弛,这为私人修史提供了便利。与唐宋相比,明朝的史学成就相对不高,但其却对清朝的史学繁盛有着直接影响。     

明代西北的佛教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相谐发展是宋明以来西北佛教的一大特色。本文揭示了明代西北藏传佛教发展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和汉传佛教的走势特点 ,并就明朝政府加强对佛教的管理概括出了几点成功的历史经验 ,对于现实宗教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