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麋子国辨考

岳阳市城区及其近郊地域,春秋时期确曾出现过麋子国,建有麋子国城。从文字训古学的角度考证,＂麋＂、＂麇＂在字义上本是同一物类,在崇尚图腾的上古时代,＂麋＂、＂麇＂乃是以鹿属动物为图腾标志的同一部落。历史文献记载为＂麋＂或认为＂麋＂、＂麇＂相通。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有麋湖、麋湖口;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释＂麇＂为＂九伦文,獐也,本又作麋,亡悲反＂。乃是＂麋＂、＂麇＂相通的权威观点。宋代祝洙《新编方舆胜览》、王象之《舆地纪胜》、罗泌《路史》,明代弘治《岳州府志》、《湖广图经志书》等皆记为＂麋＂。其他佐证资料则有地名信息资料、姓氏信息资料、地下发掘资料和文人诗文等。《左传》中＂麇＂即有多种别字、讹字;后世误刻的＂麋＂,＂穈＂,当是＂麋＂字之误,而非＂麇＂字之误。     

巴陵古城考

岳阳(古巴陵)境内,有三座古城。巴陵古城位于岳阳楼附近一带;麋子国城在游港河畔;而彭城则可能在铜鼓山遗址一带。     

邹县所出“取子”钺剩义

邹县所出取子钺,据形制和纹饰,可知其晚于西周早期;经铭文字体和金文辞例分析,可断定此器时代为春秋早期。与春秋早、晚期邾国国君铜器铭文对比,"取子"定非邾国国君之称,而是另一高级贵族。     

岳阳川芎茶、椒子茶与屈原作品

民俗,是古代社会风情的“活化石”。岳阳等地民间茶俗中的川芎茶、椒子茶,与屈原作品有着明显的联系。屈原作品中的香木“江离”,就是“川芎”;而屈原作品中的“椒”,似乎就是“茶椒子”。此茶俗在长江中游两岸,似只有岳阳等地才有。是屈原流放江南期间,晚年寓居此地,喝惯了这些茶,便把它们写入了诗中;还是岳阳一带人民,为纪念屈原而把其喜爱并写入诗中的香木加入茶中,久饮而成习的呢？似都可以作为《离骚》等作品作于此地或其附近的佐证。     

麇国历史地理与文化考补

麇国是活动于楚国核心区西北方向的一个小国,春秋中期被兼并入楚,麇国被楚迁往汉东,原地纳入楚国疆土并加以管理,其管理者或可能为楚阳氏家族之先。     

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

杨军先生《箕子与古朝鲜》一文,有三方面问题值得商榷。一、关于箕子“走之朝鲜”问题,箕子所以选择“走之朝鲜”,是因为半岛上有“古之辰国”,乃殷商海外属地,故“走之朝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二、辽左出土的铭文为“■侯亚■”的殷商铜器中的“■侯”不是箕子,把■侯当作箕子是一研究误区,箕子没有西迁辽西问题。三、箕子朝鲜不是■侯国,箕子朝鲜与燕国的关系仍有可商榷之处。     

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试论赵简子卒年与相关历史问题

在春秋战国之际,赵简子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活动年代与其卒年的确定很有关系。但关于其卒年的记载,在《史记》诸篇里面相差十几年,令人莫衷一是。本文以《左传》的相关记载为基础进行辨析。联系到先秦时代的丧礼和《吕氏春秋》等文献的记载,可以判断赵简子卒子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 ４７７年）。这对于考定《史记·六国年表》等的相关记载具有一定的价值。     

闽中十子研究管窥

明初的"闽中十子"诗派,就是福州诗派,或者叫晋安诗派."闽中十子"名单的正式确立,当始于袁、马的<闽中十子诗>,后来为<明史·文苑传>所袭用,遂成定名.<闽中十子诗>是"十子"的诗歌选本,而非全本,深入研究"十子",仅读<十子诗>这一选本是远不够的.研究"闽中十子"诗派,还应注意"十子"之外的参与倡酬的诗人及其作品.     

“新子学”之我见

"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录子俞甗与商末周初的历史

河南省内乡县出土录子俞甗的年代应为商末,器主录子俞应即见于商末周初金文的“王子听”“录子听”及见于清华简的“录子耿”,亦即商末周初的著名历史人物“纣子武庚禄父”,而非故址在今安徽六安的子爵录国首领。“录”是地名兼作族名,“子”系指族长而非爵称,“俞”“听”为其私名,“禄父”系其字,“父己”系录子俞的父辈。传世录伯■簋的“录”与出土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应非同一国族,而系位于今安徽六安之古六国,系南淮夷之属,对二者应明确予以区别;录伯■簋的“录伯”与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子”均无涉,应予以澄清;录伯■应非录子听的后人,不可张冠李戴。     

"女儿国"的传说与史实

传说中的"女儿国"、"女子国"在正史中也有记录。"海东""女国"和"西方""女国",以及"剑南西山羌女国"、"东女国"、剑南"女国"、南海"女人国",都被理解为保留明显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文化存在。在"女国"之中,一种是"有女自王"的"女国",一种是"产男不举,致国中纯女无男"的"女国"。关于"女国"风习,《隋书》所谓"其俗贵妇人,轻丈夫",《旧唐书》所谓"俗重妇人而轻丈夫",以及《新唐书.西域列传上.东女》所谓"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子从母姓","以女为君……官在外者,率男子为之;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均体现出女权的独尊。历史上的"女国"一切入浴怀孕、窥井生子以及"以蛇为夫"、"以猿为夫"、"以鬼为夫"等传说,其实源自于母系氏族时代形成的女子不交合而孕的神话,体现了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的群婚时代的社会现实。《山海经》中的"女子国"、"丈夫国"以及《淮南子》中的"女子民,丈夫民"的隔离,应当与原始时期"生产上的性禁忌"有关。     

清朝官服补子研究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官员的官服补子是等级社会秩序区分官阶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官服补子的历史起源和界定是有据可查的,文武官员官服补子的纹就是官位的最主要的内容,从中阐释补子所蕴涵的艺术特点与人文思想。清代补子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了解和认知清代满族民俗的特有途径,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丰富的象征寓意,更是艺术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再现。正是在此基础上,清朝官服补子在艺术审美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鲁穆公变法中的子思

鲁穆公变法失败的原因并非是穆公任用儒家之故 ,更非穆公任用子思之过 ,而是穆公未能完全听信儒家尤其是子思之言所致。子思已非其祖父式的儒家 ,而是以鲁学为主、并蓄齐学之后的集大成者。子思师、公仪休为政的鲁穆公变法与子夏师、李悝为相的魏文侯改革处于同一潮流 ,具有同等意义。子思对儒家学说的成熟、法家思想的定型均有贡献     

箕子与古朝鲜

箕子于商末避乱东迁，率部经辽西至朝鲜半岛建立箕侯国。周武王封箕子为东北地区的诸侯长，箕子表示臣周，未参与武庚之乱。约在西周末年，箕侯国更名为朝鲜侯国。朝鲜一词最初为地域名，指今大同江中下游一带。朝鲜侯国极盛时疆域包括后世秽貊系各族居住地与辽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而，这些地区也可以称为朝鲜。对于朝鲜作为地域名的双重含义，古史中未作区分，后人理解不同，对箕子东迁朝鲜的史事因而产生不同的认识     

“新子学”视阈下士人与子学的主体问性诠释

士人是子学的缔造者、传播者和阐发者，子学是其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子学的发生从理论上支持了士人的品格，完整地塑造了士人的精神生态。子学与士人的间性互动促成了二者的变革和演进。通过对子学与士的主体间性诠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子学与传统诸子学的分野，从更为广阔的界阈中把握士人传统之源流，进而确立“新子学”命题的合理性，揭示新子学的本质、使命及其思想史、学术史意义。     

子夏生平考述

经过考证可知,子夏出生于公元前507年,15岁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直至孔子逝世。其间曾任卫行人和莒父宰。在试图维系孔门集团统一的努力失败后,子夏离开鲁国,回到魏国设帐收徒,继续传播儒家思想,直至去世。纵观子夏的一生,除短期从政、为父母守丧外,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儒学思想的学习和传授之上。     

食子习俗探析

食子习俗发生在父权制初期。其时由于群婚的影响 ,女子在婚前享有充分的性自由 ,妻子容易生出与丈夫毫无血缘关系的子女。因此 ,男子为了将自己的私有财产传给亲生子女 ,在一些民族中就有了食子习俗     

再论古朝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张碧波先生

箕子在殷亡前已开始向朝鲜的迁徙 ,迁往北方的原因主要是商人起源于东北 ,至殷末在此地区仍拥有较强的实力。辽西青铜器中的侯即箕子 ,箕为国名 ,侯为爵位。箕子朝周武王的地点在管     

从父慈子孝到父为子纲

探讨传统孝道中由早期的父慈子孝向后期的父为子纲观念的历史演变的过程,探讨这种演变过程中早期父慈的内涵及父为子纲中父权的内容,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