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传入时的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根源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以崇帧改历为契机传入中国。从现象上看，西方数学的传入是由于利玛窦及其追随者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阳玛诺等人奉行“学术传教”而弓I发的。但是进一步的深究：为什么利公等人奉行“学术传教”之策略？为什么明末中国人可以接受“学术传教”之作法，并有徐光启、李之藻清人推波助澜？数学传播在“学术传教”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对这一系列问题之探讨，则是对传入西方天文数学之根本原因的发掘，而这一发掘则涉及到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一、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宗教…     

中西传统美丑观比较

中西传统美丑现有三个方面的不同：一、西方重实相之美,拘于形式;中国重精神之美,超于物态．二、西方认为“丑”的审美价值是对美的依附、陪衬,中国认为“丑”中含有美的因素。三、在关于美丑关系的问题上,西方崇“纯美”,中国认为美丑没有绝对界限。     

日本人中国观的一次转换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处于“四海之师”的先进地位，因此日本人艳羡不已，形成了以“慕华”为特征的中国观、江户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日本人在不断认识自已、审视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认识，不仅把学习目标由中国转向西方，而且产生了“蔑华”情绪。日本人对华态度的转变虽极一度损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但也给人以重要启示。     

近代中国西学输入特点初探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响了神州陆沉的警钟，有识之上一反传统虚骄心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只是为了“制夷”，为了“制夷”又不得不“师夷”，这就是本文所谓“对抗意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正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驱使下产生，同时也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支配下付诸实施的。另外，由于师法西方是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恰恰相反，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令“四夷”臣服的帝国威望以及屡遭外族入侵却未被吞并的优越感，一时还难以使中国人从尊己卑人…     

回归宁静──中国古代文人追求宁静的心路历程

本世纪初，李大钊先生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静的文化。他说：“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惟其有动的文明，所以有动的生活；惟其有静的生活，所以有静的文明。故东方之生活为静的生活，西方之生活为动的生活。”①这里所说的“东方文明”实即指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本文将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在独特的社会氛围中所培养起来的“静”的生活情趣及走向宁静的心路历程。　　　　　　　　…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长期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为主导思想 ,类似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式的“天人相分”模式不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以后 ,一批先进的思想家认识到 ,要想富国强兵抵御外侮 ,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 ,而且要学习与之相联系的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他们着力介绍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 (即主—客关系式 )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例如 ,梁启超就曾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初祖”为题 ,撰文盛赞笛卡尔和康德的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哲学 ;谭嗣同则强调“我”与“非我”之分 ,高扬“心”之力亦即主体性 ;孙中山明确提出精神…     

义和团运行中所反映的农民阶段的局限性

１９世纪末，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危机、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之时，中国农民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领导了一场可歌可泣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特殊的历史时代，使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动者面对着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义和团本身的难解之惑，也使人们对这个特殊时代爆发的这场特殊农民运动的认识和评价莫衷一是。一、在民族危亡中奋起，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陷于迷茫长期闭关锁国并以“天朝大国”自诩的清政府，在国门被西方强国的坚船利炮冲开之后，才发现一向被它称为“蛮荒之人”“夷狄之邦”的西方…     

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艰难性──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审视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自启动之初，便面临着种种困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怀有沉重的近代史情结——以中国近代“历史失败”为背景的文化自审情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机积极向西方（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审视和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行为本身就积极地影响历史，使我们今天得以在西方文化面前能够获得文化上的自信，使我们在对中国文化上的心情比一百年前轻松得多。但是，“文化危机”的压迫感还是无法解脱，仍需我们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审视。一、甲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中国文化人…     

“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现今经济学的“根”在哪里？有无“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或“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底是否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如此等等,成为有争议的经济理论问题。本文从系统考察汉语“经济”一词的原初语义与运用实例入手,考辨其切实涵义与变迁轨迹,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经济之学”与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逐步发展的“经济学”的分析,考证中国接受“西学”并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努力的艰难历程。文章强调跨世纪学术深进的基础与前提是对本世纪学术研究史进行研究,重点阐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唯有在中国成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的特有价值,指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与具体应用的要求双向互动,推动“经济”内涵与理论方法的发展演进,提示中西方经济学之渊源关系及后来的发展呈多向性、多元化,不宜简单化     

“文道论”与“理念论”

中国古代文艺是以“道”为核心的,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屈一指的“文道论”。西方文学艺术也有个类似“道”的东西,称之为“理念”,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西方文论中赫赫有名的“理念论”。本文试图将“文道论”与“理念论”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探索中西美学与文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各家“文道论”皆是各道其所道,歧说纷纭,五花八门:有“自然”之道,有“阴阳”之道,有“圣人”之道,有“义理”之道。西方美学与文论中的“理念论”,也是一个歧说纷纭的概念,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洪晓楠一百余年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这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与“求心之道”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同时也卷入了学习西方的历史潮流,试图进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这次革命运动及其欲推行的改革,与其所谓的“求心之道”有何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开始     

论孙中山向西方学习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态度

在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史上,一代一代的爱国志士和“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则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一位最先进、最杰出的代表。孙中山向西方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改造中国、振兴中华;他明确主张把虚心学习外国的长处与维护民族尊严结合起来,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有分析、有鉴别地向西方学习和吸收有益的东西。这些思想主张,充分地显示了孙中山倡导向西方学习的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态度,也是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及其现代性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既受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使之带有特殊社会形态的印记。同时又受到近代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里带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范畴和命题。在德、利关系问题上，一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主、从”关系来看待德与利关系，而主张德、利一致。在“仁”与“人”关系上强调民众是经济的根本目的，反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只主张“仁义”反对“人欲”的观点。认为权利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封建礼教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还坚持管理与伦理融通一起来管理天下，发展经济。     

论中国特色管理之道——兼论管理境界

中国特色管理之道,是中国几千年管理思想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的管理之道;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技术,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先进理念而建立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管理之道.内涵有两个层次、五种境界.管理境界的划分是从政治觉悟、社会责任、经济效益、文化建设、环境文明等综合因素,以“二五之精”为依据划分为生存型、效益型、事业型、为他型、无为型五种境界.前四种均属“有为”层次,后一种属于“无为”境界.“有为”与“无为”是辩证统一的一组哲学范畴.     

略论郭嵩焘的先知先觉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嵩焘是和“曾左彭胡”一道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虽然他的官运间阅远不及“曾文正”、“左文襄”之显赫，也跟与他一同被诏出山、　生出身的曾国荃相差悬殊；但他的先知先觉，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却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人，更是“曾左彭胡”儒家正统思想派所不能同日而语的。郭嵩焘的先知先觉，集中到十点，就是他通知夷情、明辨本末，第一个提出学习西方应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些见解不仅超越了成、同时期大多数洋务派人物的水平，而且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路…     

论清流派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

近代，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逐步学习西方，于是便有了梁漱仅先生在1921年就概括出的器物──制度──文化这条所谓“西方化”的运行轨迹[1]。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很明显就可以发现，在“器物”这个区段里，学习西方所形成的洋务浪潮重点是朝着两个方向辐射，即经济上的西化和教育上的西化。清流派其主体由具有进士科举功名的一些言官构成，他们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正代表了封建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革中更新观念的一种类型。一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洋务运动。进入70年代以后，洋务派在原有创办的军事工业的基础上，着手经营以…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评刘圣宜、宋德华的《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评刘圣宜、宋德华的《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陈胜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倡导学习“先进的西方”以反抗“侵略的西方”，即对西方的双重挑战作出双重回应，从而开拓了将中国导向近代化的新路。导致近代文化转型的新的文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