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文化产业面临的融资问题

文化产业被称作是21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一个拥有20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万亿,贸易总量达到1.2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消费的需求和投资的拉动,探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融资问题,需要从区域宏观形势、资金供给、需求和供需的有效衔接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当前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并积极探索全方位的融资渠道。     

搭建中国—东盟科技合作桥梁

科技合作交流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内容。借助目前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地位的不断上升,广西也应把科技合作和技术转移作为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指标。     

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经济发展的机遇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顺利举办,为中国与东盟10国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合作的平台,提升了广西的战略地位,为广西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以及积极参与多区域合作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中国—东盟经济关系与地区整合的前景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近年来呈现出较快发展的态势,正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的重要模式。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韩国为预防东亚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努力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中,更体现在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双方关系在更多领域的发展,对构建东亚地区整合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对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者作用的立场不仅稳定了双方关系,对构建东亚新秩序也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目标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通过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基本目标的分析,自贸区建设应是受经济利益主导的,而战略目标则是在自贸区推动的进程中逐步明确和发展的。未来一个时期,自贸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促进作用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如何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视角评价中国—东盟自贸区,需要从思路上作根本的转变。     

20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的经济合作已开展了20年,形成了一整套机制,领域逐步扩大,取得了显著成果。最近,双方的经济合作又出现了一些新进展。展望未来,在加快解决合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双方还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安全方面的重大挑战,需要双方携起手来,精诚合作,共同推进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成果、问题与建议

人文交流是发展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基础,现已成为双方关系中继政治安全、经济贸易后的第三根支柱。中国和东盟的人文交流在机制建设、文化合作、教育合作、旅游合作、体育合作、科技合作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亮眼的成果。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合作规模较小,影响力不强;民间参与度较低,限制较多;教育合作领域有限,层次结构欠合理;人文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民众相互了解仍处于较低水平;讲好中国故事的水平有待提高。为改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合作,建议加强交流机制建设、加强相互包容和信任、共同投入资源、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加强民间外交、规范旅游秩序、简化签证手续等。     

中国—东盟政治合作机制研究

本文根据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发展的政治合作机制的概念及呈现的多维特性,运用政治合作的目标分解和构成要素,对政治合作机制进行综合的结构分析。通过利益泛化(低度)、制度分化(中度)和价值固化(深度)生成的三个阶段性使命目标(和睦共享、和平共处与和谐共荣)合作过程的剖析,对中国—东盟政治合作机制建设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探讨,以此助推区域政治合作机制的改进和优化。     

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广西经济发展十一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十多年快速拉升了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加快了广西交通的建设步伐与交通网络体系的初步形成,促成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成与发展。缺陷与不足是北上西联通道问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偏远地区被边缘化问题、引进外资问题等。未来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的基本原则是:攥住机遇,知难而上;不畏挑战,从容应对。既重视东联南下也强化西进北上,重视与支持邻近省区交界经济区的建设,并逐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东盟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新发展背景下的泛北部湾合作

把"泛北部湾合作"放在东盟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新发展背景下,作一个多维的审视,泛北部湾合作应站在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要在实现中国和东盟互利共赢的战略指导下推进。在经济合作的基本制度上,遵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原则和制度安排,借鉴GMS合作的一些做法,突出"泛北部湾"的特点、体现泛北部湾区域独特的合作优势,合作的内容可以尽可能广泛,提出能为东盟接受的行动方案或框架性建议。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昨天、今天与明天

回顾和分析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发展双边关系的三个阶段,并着重论述了双方的经济关系。对双方关系迅速、全面、健康发展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展望了前景。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2006年回顾暨2007年展望

回顾2006年在中国和东盟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背景下,双方经贸关系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对2007年可能影响双方经贸关系的若干因素作了分析和判断。在此基础上,对2007年双方经贸关系的走向作了展望,指出在东亚经济合作出现新机遇和世界及东亚地区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情况下,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将快步向前发展。     

浅析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针对美国医疗领域长期存在的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医疗保险制度性障碍和医疗服务质量等问题,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以控制医疗费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要内容的医疗改革方案,意在实现"向全美国民众提供可承受的、可进入性的医疗保健"之目标。相关法案虽然几经修改,但最终在美国国会众、参两院获得微弱通过,并在日前由奥巴马总统签署。尽管其效果目前还无法判断,但方案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为我国的医疗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论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

艺术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区域竞争的重要工具之一。在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发挥文化产业的推动力作用。文化产业的合作,可以从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争取主动,鼓励商业和文化共同体紧密互动,加强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区域合作与交流。     

关于我国发展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若干思考

健康不仅是城市人与社会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也是城市人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社会财富。要大力发展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就必须加强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经济支持和社会政策支持,同时还要积极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进而通过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来促进城市社会公平。     

社会政策的新范式:从规范性社会政策到发展型政策

本文提出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新范式,是经历了规范性社会政策到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转变而逐步确立。文章首先阐述了政策范式的概念,然后从对规范性社会政策的分析过渡到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阐释,阐释围绕有关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视角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内容而展开,最后在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考中结合我国实际简单论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战后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的演变，来评介日本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日本政府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实际需要及时调整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的经验，对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Importing Workfare: Policy Transfer of Social and Labour Market Policies from the USA to Britain under New Labour

Britain's New Labour government has put welfare reform at the top of its political agenda. It has followed a radical “workfare” agenda in relation to labour and social market policies and no longer aims to secure full employment mainly through direct job creation or Keynesian demand management. Instead, it promotes equal opportunity for all based on a contract between benefits claimants and the employment service. The New Deal is at the heart of British activation programmes for the unemployed. American policy paradigms have influenced the design of the New Deal. Policy transfer in activation policies from the USA to Britain is due to institutional similaritie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welfare states on the one hand, and to the comparable structure of their labour marke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on British labour market policies thus remains lim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