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技术溢出与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投资

在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模仿型R&D与创新型R&D效率以及企业内部技术溢出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两国双寡头对外投资的博弈模型,论证发展中国家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的博弈战略.从理论角度论证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的可行性,并指出发展中国家要进行技术寻求,需要以较高的外部技术溢出和内部技术溢出效率为基础,同时衡量国外市场的大小.市场越大,内外技术溢出越大,技术寻求的动机就越大.     

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为了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有效地利用FDI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在分析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的多种途径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对策。     

企业间R&D活动溢出效应的测度研究

为探索R&D活动的外部性影响、精确计量R&D活动溢出效应,基于R&D活动溢出效应的性质,结合列昂惕夫完全消耗系数的思想,依据溢出效应存在因企业关系而相互无限溢出的特征,提出完全溢出效应概念,并在企业微观层面构建R&D活动溢出效应矩阵及测度模型,据此对2009-2015年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上市公司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溢出效应存在并用完全溢出效应表示,企业的溢出能力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结论可为政府优化科研经费流向,动态调整R&D投入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贸易壁垒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的影响研究

区域贸易壁垒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母国省份间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定各省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量,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域双边产品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和人才流动壁垒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扩散量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省际扩散效应,其中三大经济带和交通枢纽城市的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量排名居前;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效应受到双边省份多重贸易壁垒的影响;贸易壁垒对研发资本溢出型和人力资本吸收型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均存在显著负向效应。     

进口关联R&D溢出中人力资本的角色:实证研究综述

人力资本在进口关联R&D溢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国外文献用来检验人力资本这种角色的方法主要有:人力资本与技术进口变量的交互效应分析法,它直接用技术进口变量作为外国R&D溢出的度量,所得的结果是混合的;人力资本与外国R&D存量的交互效应分析法,它对溢出的外国R&D存量规模直接进行计算,所得的结果同样是混合的;吸收能力测定法,它通过对吸收能力进行直接测定来完成人力资本角色的检验,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提高吸收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案例研究法,它提供的是一个计算机技术跨国溢出的案例研究,其最稳健的发现是高教育水平是计算机技术溢出的重要决定因素;门槛回归法,它应用特定的非线性内生门槛回归模型对人力资本的角色进行分析,所得的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进口关联R&D溢出中可以作为门槛变量而起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改进相关变量的度量方法、关注R&D溢出对人力资本的逆向影响和完善模型估计技术等方面入手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     

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时间序列计量检验方法实证分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国内研发投入、贸易伙伴国研发投入对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国内研发投入比外国研发投入对TFP的影响要更加突出;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国内研发投入对中国TFP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而贸易伙伴国研发投入对中国TFP的促进不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的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国内与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投入都是中国TFP变化的Granger原因。     

R&D部门间溢出效应及中美日三国的比较分析

文章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了后向R&D流量系数矩阵和前向R&D流量系数矩阵,并导出反映部门R&D溢出效应的指标:受益者效应MCR&D和贡献者效应MDR＆D.利用中国、美国、日本三国的投入产出表和有关的R&D支出数据分别计算了这三个国家产业部门的受益者效应和贡献者效应,并进行了分析对比.主要结果:三个国家的部门间R&D溢出效应具有各自的特点,又有相同点,主要有:有些部门,如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无论受益者效应还是贡献者效应在三个国家中都是比较大的;化学工业在三个国家中的贡献者效应都很突出,都是主要的R&D溢出贡献部门.与美国和日本不同,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R&D溢出贡献效应远高于其他部门,这是我国部门间研发联系的显著特征,与我国R&D投入的特点有关.     

中国由ICT渠道获取的国际R&D溢出门槛效应

采用2003-2012年中国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信息通信技术渠道国际R & D溢出效应。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相关性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随机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研究中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 & D溢出与当地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建立Hansen非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采用稳健标准差回归,检验各省份由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 & D溢出门槛效应,并从产业转型升级和信息化建设角度分析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因。结果表明,中国大部分省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取的国际R & D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有正相关关系;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渠道获得的国际R & D溢出对当地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     

中国省际碳排放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本文基于1997-2013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际间二氧化碳排放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计算了30个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实际GDP及碳强度,并据此将各省份划分为高碳区、中碳区和低碳区。然后,在库兹涅茨曲线中引入产业结构因素,建立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省际碳排放量存在显著差异,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速度是重要影响因素;人均意义上碳排放和实际GDP高度一致;通过碳强度指标发现西部地区的碳成本最大、中部其次、东部地区最小。总体而言,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关系。     

溢出效应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研究

技术创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然而溢出效应的存在却是无法避免的。利用实物期权和博弈论的方法,可以对存在溢出效应情况的企业R&D行为进行建模,并反映溢出效应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模拟的结果表明,R&D项目的溢出效应与竞争对手的模仿能力,都将降低R&D项目价值及其成功的概率。研发过程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都将提高R&D项目的价值。然而,前者会提高项目研发成功的概率,后者则会阻碍项目研发的成功。     

基于BP神经网络的我国煤炭消费和碳排放量预测

利用1994~2013年历年的煤炭消费和碳排放量数据,将BP神经网络方法应用于我国煤炭消费和碳排放量的预测,通过预测值和实际值的对比分析,预测了2014~2020年的煤炭消费量和碳排放量,预测结果表明:未来几年煤炭消费和碳排放量依旧呈递增趋势,且增长率均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     

外资进入对中国碳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度与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探讨外资进入对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拓展Copeland-Taylor的理论模型,引入FDI、研发活动、对先进环保技术的吸收能力这三类技术因素,将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予以检验.结果表明:尽管增加外资引进程度总体上提高了全国与高排放区域的碳排放总量,但有利于低排放区域的碳减排;从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FDI在规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实证结果表明,应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的环境规制,充分发挥外资对环境积极的技术效应,同时,加快构建以区域协调联动为基础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推进以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跨区域环保合作.     

开放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中国地区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研究开放经济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减少我国的碳排放,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助 于降低国内的碳排放量,而出口贸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国内碳排放量的增长。但开放经济对碳排放 量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地区间碳排放差异显著,与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主 导产业相关,另外行业特性也决定了碳排放量的高低。因此,政府应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监督企业遵 照执行,改善国内生态环境,还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对高排放类行业实施严格的环境管理政策,促 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减少排放。     

碳足迹视角下ICT产业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ICT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这种改变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根据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报告得出,由ICT产业发展而产生的大量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正在加剧。具体原因为ICT产品的广泛使用和海量数据处理中心的建立。根据ICT产业价值链形成过程中碳足迹的追踪,能够得出ICT产业在原材料提取、生产制造与运输、产品应用和回收处理各环节的碳排放的大体数量和所占比例。针对ICT产业价值链中碳排放产生原因不同,分别采取监测、预警、生产过程优化、先进产品应用、新商业模式和政府政策等对策给予解决,同时也简要说明了ICT产业如何为其他产业提供了间接减少碳排放的手段。最后,结合ICT产业存在问题和解决对策给出了ICT产业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新研究思路,并提出未来可以从定量角度研究ICT产业发展中碳排放对环境影响。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动态分析

中国制造业经济总量和碳排放双双增长迅速。本文使用1995-2010年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动态分析了制造业发展程度、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城镇化率和研发强度等6个因素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主要结论为：中国制造业CO2边际排放波动上升;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是对制造业碳排放影响程度最大的两个因素,其次是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发展程度;从时序来看,城镇化率、能源强度和发展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影响比较稳定;研发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以上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完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

金融发展是合理估计碳排放需求,制定和实施碳减排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实证研究了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北京市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比例随时间变化的协整关系;其次,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时变特征,在样本区间内,其影响程度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另外,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显著小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具体而言,稳定状态时它们对碳排放的贡献分别为7%和78%左右。     

碳减排约束下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建立我国29个省份1995—2010年的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而中西部地区则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减排有明显作用。因此,各地区应该因地制宜选择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积极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和碳排放指标的分解。     

R&D部门间溢出效应及中美日三国的比较分析

文章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了后向R&D流量系数矩阵和前向R&D流量系数矩阵,并导出反映部门R&D溢出效应的指标:受益者效应MCR&D和贡献者效应MDR&D。利用中国、美国、日本三国的投入产出表和有关的R&D支出数据分别计算了这三个国家产业部门的受益者效应和贡献者效应,并进行了分析对比。主要结果:三个国家的部门间R&D溢出效应具有各自的特点,又有相同点,主要有:有些部门,如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无论受益者效应还是贡献者效应在三个国家中都是比较大的;化学工业在三个国家中的贡献者效应都很突出,都是主要的R&D溢出贡献部门。与美国和日本不同,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R&D溢出贡献效应远高于其他部门,这是我国部门间研发联系的显著特征,与我国R&D投入的特点有关。     

新冠疫情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一季度大量经济活动放缓甚至停摆。发电企业日均耗煤量、煤运港口煤炭吞吐量、炼油厂开工率、钢厂开工率、焦化厂开工率、铁路和民航日发送旅客数等均创历年同期新低。整体而言,本次疫情导致中国一季度CO₂排放同比显著降低约20%。短期来看,为应对疫情,扩大投资将造成中国CO₂排放强度降速放缓;长期来看,“新基建”发力有助于促进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与2030年气候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提出：（1）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投资与产业低碳化发展相互协调;（2）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投资与去产能和优化产能结构统筹推进;（3）低碳发展引领乡村振兴;（4）加速推进全国碳市场的建设运行;（5）加快低碳技术研发、示范与成果转化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