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区域货币中心地位探析

清末,武汉成为中国中部的区域货币中心,强化了自身的金融地位.铸发新币的巨额赢利,是湖北和武汉开展各项"新政"的财政基础.进入民国,武汉保留了综合性的货币发行职能."汉钞"在1921～1926年的大发展,是武汉金融地位达到顶峰的标志.近代武汉区域货币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必然性,"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和内外贸易转运中心的地位是必要条件,直接原因则是晚清至民国前期的政治衰朽.在近代史上,武汉成功完成由前近代晚期的大商埠向近代经济金融中心转型.深入探析这一转型过程,对当前武汉制定重建金融中心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货币合作的实现基础与路径选择

从区域合作的视角出发,以"双重货币区域理论"和"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货币合作中关于主权货币和区域共同货币的诸多核心问题进行了理论解释。根据经济带的现实条件,应分贸易支持、汇率改革和机构保障三个阶段,逐步实现多边货币互换、实施汇率联动、减少对霸权货币的依赖。与此同时,还需借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资本支持,推动经济带的货币一体化。     

最优货币区理论与我国区域货币政策选择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来探究衡量“最优货币区”标准。本文着眼于蒙代尔(Mundell)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衡量标准,针对我国区域经济现状,探讨我国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实行区域货币政策的现实意义。     

亚洲区域货币一体化探讨

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分析了亚洲区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和迫切性,同时注意到实施亚洲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困难,从而提出了亚洲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合理进程和步骤。认为亚洲区域货币一体化,首先是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从亚洲货币基金推进到建立、健全亚洲汇率联动机制,最终过渡到单一货币。     

CAFTA货币金融合作的策略分析

伴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以及区域货币合作的深化,CAFTA单一货币趋势将不可回避,短期内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亦就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从策略层面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货币合作的路径问题,提出货币金融合作分为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金融危机防范和化解机制、区域内相对固定汇率区、最终的单一货币区。并就近期关于CAF-TA货币金融合作提出了的思路:通过建立地区货币基金,建立地区汇率协调机制和地区贸易结算体系,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     

评民国秘密社会研究的一本新著：《民国山东教门史》

秘密社会在民国以来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民国山东教门史》一书通过对民国山东秘密社会的研究,丰富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和视野,探讨了秘密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并通过翔实的史料揭示了教门活动对现实的几点启示作用。     

近代四川币制演变

近代四川币制紊乱,民国尤为严重,军人可任意创办银行滥发纸币及各种兑换券,私设造币厂滥铸银元铜币;银号钱庄、各商会、各地方政府可随便发行钞票或类似钞票的兑换券,由此造成货币种类复杂,数量庞大,为各省所不及。研究近代四川货币,不仅可以了解近代四川币制的紊乱,也可以了解近代四川货币的发展史。     

恶意支付大量小面额货币的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中恶意支付大量小面额货币的现象层出不穷,反映了我国相关法律在实际应用中与立法初衷的分歧。对于遭遇恶意支付大量小面额货币行为的救济,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鉴于恶意支付大量小面额货币行为的不同类型,文章分别从私法与公法角度出发,分析恶意支付大量小面额货币行为的法律形态,确定在私法与公法上的救济途径。同时借鉴域外立法,完善相关救济途径,更好地避免此类行为的发生。      

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进程及法制环境分析

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经历了萌芽、初步构想和实际推动三个阶段。从法制环境而言,中国—东盟及共同参与的政治经贸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基本形成,流动性支持以及监督机制有了较大发展,但区域货币合作缺乏组织及立法保障以及更高层次区域货币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对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进程及法制环境进行梳理分析,以期今后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在法制建设和协调方面有所突破和发展。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乘数模型及在中国的应用

文章建立了基于宏观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区域货币乘数模型和区域货币政策乘数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得出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因素,并结合中国现实分析了中国基础货币区域投放差异、区域货币乘数差异、区域货币政策乘数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在区域货币乘数和区域货币政策乘数的双重差异下,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的影响效果将显著大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些结论对中国货币政策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论留美归国学人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

留美归国学人在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比重。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与中国留美归国学人密切相关。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崛起和扬名天下,则是留美归国外交家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进行外交努力的结果。抗日战争时期,留美归国外交家积极推行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和"大国外交",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使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达到其发展史上的顶峰。研讨留美归国学人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关系,可以深切感受中美文化交流对于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形成及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历史的拐点——写在“七八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

"七八宪法",结束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倒退的历史,并迈出了向"五四宪法"回归的征程.以它为依据所制定的包括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在内的法律,为其后的拨乱反正,乃至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它的许多内容,特别是包括人大常委会制度在内的有关国家机构条款,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直接为"八二宪法"所吸收.     

旅平河南赈灾会活动始末

2 0世纪 2 0年代后期 ,河南发生严重旱灾 ,旅平河南赈灾会组织了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 ,他们经过比较周密的部署 ,将数万嗷嗷待哺的河南灾民移送到了东北 ,并尽可能地使灾民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旅平河南赈灾会的此次灾民救助活动在民国河南灾荒救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清代、民国时期的江苏王营清真寺和伊斯兰教

根据1920年的一方碑刻和民国时期的著名方志《王家营志》及《淮阴风土记》等的记载,简略讨论了清代、民国时期江苏王营（王家营）镇的伊斯兰教发展历史,并指出其中有关东部地区和西部伊斯兰教界联系的史料是需要重视的。     

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

民国时代的志书,无论在义旨、体例、内容还是编纂手法上,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文章拟就饮誉民国的方志学家余绍宋的方志观作一探讨,窥探民国志家与时俱进的方志编纂思想及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权威的章氏之说的继承和超越。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已于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运用比较法,分析这次修改的具体情况以及修改后《村组法》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修改后的立法从多方面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丰富了村民自治组织体系,拓展了村级民主的参与渠道;但在村委会的设立原则、村干部补贴发放标准、选举规则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遗失物善意取得制度——兼评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对遗失物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文义上没有区分受让人主观善意;逻辑上存在概念不周延和矛盾的问题;制度功能上并没有真正平衡原权利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交易安全保护的目的也没有彻底实现。结合国外立法的经验,我国立法应承认遗失物善意取得制度。     

抵押权登记的效力问题——从一起未登记的抵押合同纠纷引发的思考

自1995年《担保法》颁行以来，我国就开始实行抵押权登记制度。这一制度在我国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交易安全以及提高交易效率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一制度尚不完备。本文试图通过一起未经登记的抵押合同纠纷，结合国际上抵押权登记的立法体例分析讨论现行的中国关于抵押权登记的效力问题，希望能以此促进抵押权登记制度以及物权立法的完善。     

略论民初女性对性别歧视的觉醒与反思——以女子参政权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从性别冲突的角度来看,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女性参政要求被拒,可谓典型的性剐歧视案例.民初女性对于性别歧视问题的自觉与反思,表明其女权意识的初步觉醒.这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女性的思想觉醒,推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均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民国外交名宿--颜惠庆

在清末民初留学归国的诸多人物中 ,颜惠庆的经历较为特殊。他参加过清廷组织的留美毕业生考试 ,成为一名洋进士。从教育界进入外交界 ,管理过考送留美学生及筹备清华学堂的事务 ;组织过东三省大瘟疫的防治工作 ;多次为争取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外交斡旋。他担任过清末外务部参议、民国外交总长、北洋政府总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显赫的政治生涯使他成为一代外交名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