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采用金融发展程度、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水平、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四个反映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探讨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对有关数据做了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经济计量模型,并针对各项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针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几点政策建议。     

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实证研究表明，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广东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广东经济增长未能带动金融发展，使得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存在金融抑制。接着对实证的结果进行了理论解释，并为广东建设金融强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划分,选取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06—2016年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各项指标的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MM估计构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并分析了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发展科技金融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及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差距,造成科技金融对东部地区的增长效应要明显大于中西部。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科技金融发展的区域化战略等政策建议。     

产权制度、金融结构和我国金融发展效率的实证检验

笔者在回顾当前金融发展文献基础上,探讨产权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关联性,利用我国金融时序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考察金融发展效率问题。检验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水平、产权制度和金融结构决定金融发展效率,也是我国金融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2)银行业越集中即国有金融控制程度越高,金融业发展水平越低,发展速度越慢。其中利率与金融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实际利率RR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因。(3)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我国金融发展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只有改革金融产权结构,实现产权多元化并形成与经济结构相匹配的竞争型金融结构,才能最终实现我国金融发展效率。     

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关系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时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处于经济转轨期的金融经济究竟呈现何种关系，这对于制定金融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尤其重要。文章通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和VEC模型对广州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检验，发现广州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双向的、正向的因果关系。但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相对来说，经济增长更有力地带动了金融发展。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重庆1956—2009年的经验验证

区域经济增长离不开该地区金融发展对它的支持与保障。文章以1956—2009年间重庆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为基础,并借助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是,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同时区域金融发展效率和社会投资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据此,文章就重庆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湖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0-2008年间湖北省的数据,对湖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增长的关系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金融发展是农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对1990-2008年间全国与湖北省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湖北的农村金融相关比率远低于全国水平,湖北省农村金融发展存在金融抑制,未能对农村经济增长做出应有贡献。提出了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等政策建议。     

老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老挝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出发,基于格兰杰检验方法,对老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老挝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老挝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事实上,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老挝应大力发展金融来促进老挝经济增长.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考察了西部地区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西部地区1985年到200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因果关系检验显示经济增长是影响金融发展的原因。通过建立模型和回归检验,发现经济不能全部的解释金融的发展。最后,对相关的回归结果作了原因分析和简单评述。     

福建省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福建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福建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相关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由于证券市场不完善、实际利率水平较低,福建省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无因果关系;金融自由化对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甚微。为此,提出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市场开放水平等政策建议。     

外向型经济和金融服务创新的互动发展——以湖北省为例

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金融发展与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通过湖北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以及湖北省金融服务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提出了外向型经济和金融服务创新互动发展的新思维。金融创新应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服务,从而进一步建立起双方互为市场、联合发展、谋求双赢的新型战略关系。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再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通过计算单变量和双变量Moran’s I指数,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并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实证检验了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GDP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城市GDP与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而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地区金融发展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本地区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及劳动力投入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1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以江苏省为例 ,运用金融发展的两个指标即货币化程度 (M2 /GDP)和证券化程度 (S/GDP)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得出江苏省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证券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江苏省在今后的金融深化过程中 ,要在提高金融中介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等方面努力。     

俄罗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1992-2012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三个指标分别代理俄罗斯金融发展这一变量,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计量模型,运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和Grange因果检验的计量方法,对俄罗斯金融发展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采用衡量股票市场和银行两个方面发展水平的指标重新代理金融发展,进一步作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俄罗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原因,同时也是投资的Grange原因,说明金融发展很有可能推动了投资活动,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统计工具对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尽管样本期内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水平序列不平稳,但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长期弹性为0.595;两者之间只存在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单向关系,表明云南省金融发展是需求跟随型的。最后针对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葛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我国金融创新是经济增长的葛兰杰原因，但存在利率非市场化的问题；内生金融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创新效率不高、融资格局滞后于经济增长。为此，我国应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支持金融机构合作开发新产品、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以促进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陕西关中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陕西关中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选取其1990~2003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和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实际利率、金融相关比率与关中地区经济增长率之间有着较强的负相关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即表现为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对关中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关中地区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为此,提出必须从金融机构的数量扩张与结构优化两个方面强化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     

金融发展、制度安排与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以湖北为例

我们从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的视角实证研究了湖北省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影响不显著,即使控制了产权、政治质量等制度指标和人均GDP增长等经济指标,金融总量的增加扩大了湖北省的城乡收入差距;金融质量的提高,即金融机构配置给非国有部门的信贷越多,越有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困率的下降。而金融发展在短期并未缓解湖北省的贫困率。长期内,金融总量对收入差距和贫困的影响与短期效应一致;金融质量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贫困的缓解;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包容性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都不显著。制度变量并未像以往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对湖北省的包容性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产权的明晰固然有利于包容性增长,但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会改善贫困,但是导致了湖北省收入差距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湖北省的包容性增长;而对外开放没有降低贫困率,也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结构变化下的检验

笔者运用最小LM单位根检验和Hsiao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1995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指标的平稳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为带有结构断点的分段趋势平稳过程。因果检验显示:一方面,金融中介对经济的贡献仍起主导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股票市场分割状况的改善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已经初步显现;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效率的提高而非规模的扩大。     

中国金融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分析——基于地理集聚视角

集聚是当今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利用空间经济学的原理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地理集聚度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整体金融服务业不是在集聚,而是扩散;借助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金融服务业的地理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Granger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和中国的整个金融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业促进了当地经济长期增长,但当地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