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伯格技术哲学的四个向度

芬伯格综合了建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向度对技术哲学进行了全面研究,他提出：技术是由社会建构的,负荷了设计者的价值和利益;技术民主就是通过公众参与技术设计,使更多的价值和利益纳入到技术中,展开技术的各种可能性;技术的多元化表明现代性有多种可能性,而结合了各种文化的现代性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选择。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的基本宗旨是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试图通过利用商谈的手段在公民间形成政治共识,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     

欧盟民主: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分析视角

欧盟是一个介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独特"组织。按照民主国家的标准要求欧盟,的确存在民主赤字,但如果按照国际组织的要求来看待欧盟,那就根本不存在民主赤字。然而,欧盟毕竟具有了一定的"主权",所以,欧盟在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民主,但又不能对欧盟苛求民主,因为与欧盟政治一体化的现状相适应,欧盟离开了民族国家民主的此岸但还没有到达后民族民主的彼岸。我们同样也不能苛求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因为他的民主理论是规范理论,是一种民主的理想状态,现实可能永远都不具备完全实现其民主的条件,但是其价值就体现在对这种理想状态的不断追求之中。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被一些人看做是乌托邦的构想。但是,这种理想的建构包含了对于民主的本质的新理解:民主就是要探索正义制度,而不是进行权力的更迭。哈贝马斯在讨论商议民主的时候确实进行了理想的建构,但是,这种理想建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其目的是要找出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一旦这些要素找到之后,他就试图借助于一定的程序来克服这些要素,这种程序包含了制度化的商谈和非制度化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是要把所有相关人平等商谈的原则加以制度化。公共领域中的商谈是非制度化的商谈。只有当公共领域具有中立性的时候,它才能过滤掉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     

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探析

芬伯格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他的技术批判理论集中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技术批判理论的众家之长,超越了单纯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思想。芬伯格主张通过社会中以技术为中介的机构的民主化来解决技术统治的矛盾,规避技术的负面效应。这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并不是自足的制度设计,它必须获得宪法爱国主义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后的哈贝马斯也正是把话语民主理论与宪法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试图解决文化多元主义、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等问题.宪法爱国主义与话语民主理论的结合,实现了理性与美德的沟通.但宪法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普遍主义的正义原则或宪法原则的认同和忠诚,由于过于强调宪法爱国主义所依赖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分离.使得他的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同时又缺乏确保一个国家公民团结的凝聚力.     

从批判技术到转化技术——论芬伯格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发展

马尔库塞对作为统治手段的技术展开了理论层面的深刻批判,呼吁一种能给人类和自然带来解放的新技术,但他对技术实践层面的研究不够深入。芬伯格对技术的研究则把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结合起来,发展和完善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思想,提出了“转化（transform）技术”的新方向。     

论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及其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提出了一套试图在多元利益主体间通过对话、协商、沟通的方式达成民主的理论主张。哈贝马斯对话式民主强调基层民主、政治主体、政治过程、社会文化等因素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具有现代价值。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为当前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提供许多有益借鉴。     

民主作为程序--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民主观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共和主义的民主,构成了当代社会民主模式的两大景观.在比较分析与综合这两大民主模式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论证了他的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民主作为程序,意味着商谈和对话成了民主模式的核心内容.这种以交往与对话为特征的民主理论,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理念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论民主的商谈原则与类型

哈贝马斯不仅系统探讨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哲学规范基础,而且还详尽探讨了商谈民主实现的方式——商谈原则和商谈类型。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与法律形式相结合,形成民主原则。民主原则能够保证公民的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理性协商,这种理性协商依次采用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及法律商谈四种类型,最终形成合理的政治意志,由此也证明了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性。     

有效性与事实性的复杂关联与双轨制协商民主——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思想的深层解读

"有效性"与"事实性"是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哈贝马斯二元论思想的另一种表达。为实现有效性,民主、法治必须具有事实性,必须成为事实并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防范非法事实、尊重与切合客观事实,这构成两者间的复杂关联和多维张力。为此,哈贝马斯提出双轨制协商民主,旨在推动双轨协商的良性互动,进而使有效性和事实性诉求同时实现。哈贝马斯的有效性、事实性复杂关联理论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话语商谈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哈贝马斯与达尔的民主思想之辩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获取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相互融合以及随之响应的市民社会结构的转换。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语境中谈论公共领域的重建问题,最根本的应当是讨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市民社会结构的改造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公共意见形成于理性交往形式而构成的公共领域,而非有组织的或制度化的政治公共领域。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一体化的反控导的技能,并按照一种反思性的原则来引导政治公共领域内部的实践,才能把自己置于与经由交往理性织构的公共领域平行的地位上,并由此确定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话语的主体的地位。     

论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是由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语言缺乏共通性而难以形成共识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遍语用学"来重塑人们的交往行为.通过交往理论、话语理论和商谈理论"三位一体"的讨论,哈贝马斯完成了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建构.尽管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其从"对话"与"商谈"的角度来确立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伦理建构方式的独特思路和路径,对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正确处理国内各方面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全新视野.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民主意蕴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早期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政治哲学研究确立了重要的方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民主意蕴.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决定其具有促使统治合法化的政治功能,从而决定了公共领域是民主的生成场所.哈贝马斯正是立足于此,提出其民主理论的新范式--话语民主,对以往的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构成超越,并成为其日后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最重要的理想目标.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视域中的市民社会——哈贝马斯审议民主理论的策源地

哈贝马斯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视域中、从文化意义上界定其市民社会理论.他首先从经验主义角度考察了当代资产阶级民主实践的危机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功能缺位,然后从规范主义视角、在批判以往民主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观的基础上,提出其"非中心化的社会观",指出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基础上,在社会中分化、孕育出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特征与政治功能,并将其作为审议民主理论的重要策源地与切实保障.     

民主执政的实现何以可能——民主技术初探

民主既是一个民主价值问题、原则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发展民主政治已成为我国政治文明的共识。也是近年来我国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探索民主技术问题对发展民主政治和建设政治文明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网络民主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基于技术政治学的分析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民主已在世界范围悄然兴起.从技术政治学的观点来看,网络民主的作为网络技术催生的现代政治模式是当代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与政治关系在当代社会趋于相互融通的重要体现.对待网络民主不应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而应以积极、宽容和欣慰的心态去迎接这样一个可以让民主政治获得新发展的时代到来.但网络民主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过于乐观地陶醉于其对民主政治发展所带来的福音,还要认真面对并努力防止因其可能被泛化或被误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积极引导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     

通向话语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及其当代实践——兼论达尔的程序民主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只有时刻把自己视为一个对话者,才能避免从策略性的角度来展开对话;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原则是通过国家把自己置于反思性的话语者的地位加以达成.     

福柯和哈贝马斯权力创造性思想的比较

福柯和哈马贝斯都论述了权力的创造性。但在创造的对象上,却迥然不同。福柯认为权力创造了主体、社会现象和知识等,哈贝马斯则认为只有交往权力才能产生合法性法律。两者之间的差异除了各自所受的不同思想影响之外,还在于他们各自在权力的创造性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思考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