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读”。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对“文化误读”进行研究,对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各自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因此常出现文化误读现象。本文主要从文化空缺和文化内涵差异角度分析文化误读的成因和表现,并提出了文内补偿、文外补偿,归化、增益、省略等应对文化误读的翻译策略。     

中国翻译文学的发生及翻译观的嬗变

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文化需求和人们的审美情趣影响着文学翻译的发生及演变。中国近代的翻译文学突出了＂经世致用＂和＂遣情娱乐＂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注重纯粹文艺的审美因素;进入21世纪,集知识性、趣味性、前沿性于一体的翻译文学正逢其时。     

近代翻译对中国现代观念的塑造

中国近代翻译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总体上是沿着科学技术翻译、社会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线索而发展.这一阶段纷繁的翻译活动书写了中国现代性源起的轨迹,引发了中国现代性中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制度转型、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重构、人权观念革新、中国旧文学思想颠覆与新文学形式生成以及现代白话文建立等中国现代性的核心元素和特征.翻译的这一历史渐进性书写,发生在中西占今的交叉坐标体系上,经由全球现代化趋势和中国特定文化本根性共同作用而完成,塑造了中国的现代观念.     

文学翻译中的社会语言学问题

文学翻译应以形象翻译形象,除了要忠实原文思想内容外,还应力求在交际风格上同原文保持一定程度的等值。为达些目的,译者应注意到社会诸因素对语言风格变异的渗透和影响。     

鲁迅与近代翻译

鲁迅在继承和借鉴中国近代翻译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骄人的翻译成就。他致力于翻译外国优秀的作品以期能引进文明,改造社会,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思想、翻译原则和翻译风格。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误读的价值原则-和而不同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误读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为解决这种创造性误读的标准、原则问题,本文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概念,以作为误读的原则.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之二)

探讨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翻译的动机、选材和策略等方面,而文学翻译实践又反过来会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到生产、强化或改革等作用.     

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兼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作为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沉潜期、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期、90年代的发展期和新世纪的繁荣期四个阶段。这一译介历程体现了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学范式、读者的审美习惯等超文本因素会对文学翻译提出不同的要求,从而形成形态、功能各异的翻译文学。     

中国文学与翻译

作为中国文学传播的重要手段,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得到更广泛实施的新时期,有必要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的翻译进行再认识,包括对翻译的作用的再认识,以及对译介内容、译者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再认识,从而更好地促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戊戌变法前后的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探析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文坛上曾出现过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前者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后者以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为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戊戌变法前的文学无用论,从实用的角度看待文学,把文学看作一种工具,认为无用即无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文学的理论。而戊戌变法后的文学无用论则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它本身就是目的。文学虽非实用却自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因此,本质上不但不是否定文学的理论,而且是一种更深刻、更彻底的肯定文学的理论。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探寻——从维新变法看中国现代文学变革的趋势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学界普遍认为始于五四文学革命,但是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学者通过多方面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纵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进程,处在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运动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它的出现对于文学的变革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这一时期文学变革中所蕴含的现代因素不难发现,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维新变法是有依据的,并且能更进一步拓展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起源——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为中心的再考察

许多学者依据康有为《戊戌奏稿》中“开国会、立宪法”的相关资料,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经过康有为的重大改篡,已经不能反映和代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真实的政治主张。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变法举措与立宪目标毫无关系,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他自己明确反对当时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现有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足以充分证明,戊戌变法不是一场君主立宪运动,而是一场维新改革运动。     

新文学语境中的名著翻译与现代审美形态的本土化确立

在20世纪初的文化再造中,体现语言之关联的翻译活动具有破旧立新的关键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学作家和译者并不单纯以拿来主义的热情被动接受西方文学经典,而是本着为我所用的功利心态对西方名著进行挑选和功能转换,甚至是有意地误读或歪曲,其目的是建构既与世界文学相融合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的具有本土现代色彩的审美叙述。     

戊戌维新与“近代救亡的中国观”的中级形态

清楚地意识到列强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在批判地继承洋务派思想的基础上,康有为等维新派把“近代救亡的中国观”推向了中级形态：中国幅员辽阔而物博,人民广众而聪颖,文化悠远而深厚,居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惨败于东瀛日本,遭遇列强瓜分,乃奇耻大辱;唤醒人民的自强意识,建设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才能免于亡国灭种,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根本途径是变更政治体制,以此带动军事、经济、文化的更新;服务于变法救亡,需要进化的历史观、自由平等的人权观、主权在民的国家观以及冲决网罗的批判精神。宣传救亡、推进改革、更新观念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不朽功绩,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不够,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认识肤浅,找不到变革中国的根本动力和现实方法,导致了变法运动的失败。     

日本现代文论历史扫描

从文学流派思潮论、日本文学论、大众文学论、现代中国文学论四个方面对1945—2000年之间的日本文学批评进行概述,旨在厘请日本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性,从而为了解日本现代文化之精华,为正确解读日本现代文学作品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     

论戊戌维新与近代人文精神及文学感悟

本文结合上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戊戌维新运动和近代文学革新作了新的审视,提出戊戌维新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主要是我国先进分子和年轻的爱国志士,在国难当头之时,通览世界大势、自觉接受新社会意识形态所构筑的启蒙文化思潮和人文精神的高扬,是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从而推动了人的价值观重现,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风尚的巨大变革,推动了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但也出现了艺术感悟的偏颇。     

试论日本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既是翻译,又是文学。二者浑然一体,如同花卉与色彩,并无轻重之别、主次之分。忽视这两个特征的任何一方,都谈不上文学翻译。从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这一角度来看,必须研究两种文字的形体构造及其表现方法的异同,从文学翻译毕竟是文学这一角度来看,译者要熟悉、探讨两种文学的一切特征。     

论戊戌政变前康有为的近代“政体”思想

经过文本解析 ,本文得出结论 ,早期的康有为认为 ,为了使列强束手、民族富强 ,同时 ,更为了使人民得所、人性圆满 ,有必要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型的近代政治体制。尽管其间可能还需要经过一些过渡阶段或权宜之计 ,在康氏心目中 ,近代新政体应以“仁——通”为根本原则 ,以“平等”、“民主”为基本目标 ,以“议院”为核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