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哀情小说论

清末民初的"哀情小说"因其文化色彩的复杂性,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概要描述清末民初哀情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探讨哀情小说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有利于确立哀情小说独特的历史位置和独具的文化价值.     

《丽情集》考论

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丽情集>突破了历来小说偏重"志怪"、"传奇"的层面,而专取"丽情"一类,且多涉诗歌.故颇具文心与诗情,因此有别于一般小说集,既有小说之趣味.又有文章总集之功能,兼得雅俗.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就将它著录在总集类,而不是小说类.张君房在<丽情集>编集过程中肯定渗透了个人趣味,同时其所收文本明显存在着异于其所源出之本的现象.<丽情集>专收人间男女风月情爱故事,显示出一种新的趣味指向.对于元明言情小说而言,<丽情集>可谓广大教化主,胎息蕃衍沾溉深远.     

"悲剧侠情"的一代宗师——读徐斯年《王度庐评传》

中国武侠小说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北派五大家",其中,王度庐被誉为"悲剧侠情"的一代宗师.2005年12月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斯年教授所著<王度庐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即致力于在整理王度庐小说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探讨其小说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魅力,详述了王度庐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背景.<评传>中把王度庐的小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悲剧侠情小说",一类是社会言情小说.王度庐在创作时,两类小说经常同时进行,徐斯年称他是一位善于"两手分用"、"左右开弓"的作家.<评传>对王度庐小说的评价主要集中于两点:悲剧精神和叙事艺术.     

传统文学悲与美的震撼——以《雪国》传承的“物哀”美为中心

<雪国>以其人物真实的内心感受和对梦幻世界的向往与追求,表现了一种日本美.作家以他对日本传统文学独特的理解和挚爱,传承了日本平安朝的"物哀"精神.小说中对空寂的追求以及遍布小说始终的感伤、凄怆、悲凄和孤独等都凝聚了日本传统文学的悲与美,这是作者审美情结的真实体现.我们在感受这种"物哀"精神悲与美的同时,会联想到中国古典诗学中所崇尚的"感动"、"感兴"以及"悲慨"所表现的以悲为美的审美理念.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悲与美所表达的同情和感动是相通的:在让读者领悟到悲与美的真谛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学特有的悲与美的震撼.     

徐渭《四声猿》为"自吊"之作

徐渭的<四声猿>是其四个杂剧的总称,但关于其题名的意蕴以及题名与四剧的关系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四个作品创作于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写作背景,但它们都或隐或显地寓有徐渭不同时期的人生感慨,寄寓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涵.徐渭晚年用"四声猿"来编排、命名四剧,表达的是哀极痛极之情,抒发了无望与绝望的悲哀,寄托了悲恸的"自吊"、"自悼"之意.     

《士兵突击》直抵心灵的审美力量

<士兵突击>所展现的崇高之美、真实之美、人物之美和理想之美,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审美力量.这种审美力量直抵人们的内心深处,让人们在震撼感动之中呼吸英雄的气息,体验诗意的激情,感悟人生的意义.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诗经》自然审美之鸟篇

鸟类是<诗经>自然审美的重要内容.<诗经>显示:先秦时代人们已能从声音、色彩、形态方面对鸟类作形式美观照,对鸟类的生活习性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对鸟起人生之情,以鸟为抒情之具,说明时人自然审美已从生理快感飞跃到心理快感,从中可见先秦审美意识的发展水平.     

《哀郢》作于楚顷襄王四年考论

屈原<哀郢>不是作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泰国大将白起攻破郢都之时,而是作于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湘西之初.屈原为楚怀王客死秦国而抱怨楚国当权者是他遭"迁"的直接因素,而深层原因则是楚国保守派、亲秦派对于变法派、抗秦派及其支持民众的无情镇压.<哀郢>的中心思想不是哀悼郢都之亡,而是抒发忠而被谤、一心报国终遭弃的悲愤之情.<哀郢>叙及的"东迁"之地"陵阳",应是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一座重镇,将其推断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阳、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别山北麓的信阳、或长江之南的岳阳等地,都与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不符.     

笔干气象 情系黎元——从《钟树梁诗词集》中的一组词谈起

总数达二千多首的<钟树梁诗词集>中有许多组诗组词,组诗如<读杜诗七首>、<咏蜀中女才人九首>、前后<步少陵〈秋兴〉韵八首>、<读书杂咏八首>等,组词如<十哀词>十首、<红楼人物赞>二十四首、<金庸小说人物咏>十三首等.这里要谈的是他的另一组词共四首,即<钗头凤·街首清洁工>、<西江月·民间交通员>、<临江仙·擦鞋人>、<鹧鸪天·卖报学生>.所咏人物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民间的弱势群体.钟先生在诗词集<自序>中说:"诗缘于情,无情即无诗.     

《圣经》文学的典雅美对当前文学创作的启示

典雅美是<圣经>文学所体现的主要美学特征之一.<圣经>文学的作家们极为重视审美的社会价值,把对声色美之"真"的追求同伦理道德之"善"的要求完美的统一起来,写艳情逸事而绝无秽笔淫词,真、善、美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圣经>文学的典雅美是积极向上的、健康的,应当为我们今天文艺创作所借鉴.     

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

驹子、陈白露分别是川端康成、曹禺悲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倾注了作家对悲剧人物的挚爱 ,呈现出美的韵味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 ,在对待“悲”与“美”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根本差别 ,从而使其悲剧有着不同的内涵 ,即 :川端康成是“既悲且美 ,悲美同在” ,曹禺是“因悲而美 ,悲美相映”     

比较研究中西悲剧精神的理论说明

比较研究中西悲剧精神是探索中西文化心理、人文艺术精神和文学艺术实践活动的一条重要路径。人们所以喜爱使人产生痛苦的悲剧是因为违逆人的生命自由本质的矛盾会使人在发生痛感的同时唤醒心灵自由本质的扩张。西方人关于痛感转化为快感的思考成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审美范畴———崇高。中国人在审美活动中也触及到了悲哀转化为悲壮的问题。中西方人都具有审美意义上的悲剧精神,中西方人都探讨过悲剧精神的审美意蕴。     

论哈代小说中悲剧创作手法的运用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其小说的悲剧美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哈代本人对于悲剧创作手法的自觉运用。文章分析了哈代小说中的多种悲剧创作手法,对哈代小说的悲剧美作了一次新的解读。     

西方悲剧艺术中的基督教精神

不同时期基督教精神对悲剧艺术的影响力不同 ,悲剧对基督教精神的态度也不同。我们永远也不能忽视基督教对我们的生活和艺术所产生的影响。基督教精神会继续为西方艺术家们所关注 ;《圣经》所传达的信息会继续在悲剧艺术中找到自己的身影。     

从《三国演义》的人物类型看罗贯中的悲剧美学思想

罗贯中尽艺术表现之能事 ,在《三国演义》中全力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的典型形象 ,并由此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悲剧历程。《三国演义》堪称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 ,其中所蕴涵的悲剧美学思想 ,既是中国古代悲剧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对尔后中国悲剧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蕴分析

张爱玲是中国文坛上一位传奇式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她的小说始终渗透着强烈的悲剧意蕴,这是其小说特有的审美特征。本文主要从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蕴的形成原因、具体体现以及在艺术形式上的主要表现来探讨其小说中的悲剧意蕴。     

老舍20世纪30年代小说的悲剧意识

老舍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在有关生存状况的描述中,渗透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由于贫穷而造成的生存困境,绞杀了下层人民固有的美好情感,生命主体潜在着难以言说的痛苦。这些悲剧,表现了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北京市民社会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批判。其生命意识中的悲剧内涵,表现为矛盾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深刻的启蒙思想。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论清末民初哀情小说结局的社会成因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是20世纪通俗文学中极其重要的一支,其悲剧结局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的.清末民初正值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近代新学与旧学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的个性解放意识开始苏醒,但旧的封建制度和势力还依然顽固、强大.在这样一个无奈的时代,哀情小说的悲剧结局正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面临爱情婚姻的普遍苦闷心态与凄惨命运.     

论苏曼殊小说的悲剧意识

苏曼殊小说所描写的都是爱情悲剧,并带有明显的主观抒情色彩和自传性质,作家内心深处强烈的悲剧意识支配着他的小说情节的发展,是导致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这种悲剧意识既源于作家深受佛教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情思与佛礼之间的挣扎,也根源于作家由特殊身世而产生的认定人生本苦的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