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与汉末政治

古代士人素有游学之传统,东汉时游学尤盛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东汉游学形成了"处士山积,学者川流"的盛况。其政治色彩表现为两端:一是游学成为干谒手段,游学重在(交)游不在(求)学,士人为能出人头地,多以游学的名义结交名士、朝臣,以邀名利,此乃东汉中后期仕路日益滞塞和士人心态急功近利、日趋浮躁所致;二是游学助长了汉末处士横议式的清议之风及党同伐异式的结党之风,一方面是以游学的太学生为主体、以批评朝政为中心内容的处士横议,一方面是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关系从荣辱与共到越来越带有政治结党性质,隐然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汉末的党锢之祸遂不可避免。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汉末士人政治困境中的突围——从《中论》、《昌言》中作者的“介入”谈起

汉末政论文集《中论》、《昌言》因作者“介入”方式与程度的不同而分别彰显出浓厚的“君子”风范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作者徐干、仲长统各自气质、学术思想和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是形成这两种不同特质的主要原因。对君子之道的推崇与对个体价值的认同是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两种路径,即趋于上的道德精英路线和趋于内的自然名士路线;这两种路径都体现了汉末士人疏离皇权,欲以更高的姿态及更独立的精神参与政治的深层内涵。     

论汉末魏初人物评价标准的新变——以荐举文为中心

汉末魏初,荐举文书中的人物评价标准经过西汉对士人忠与谋的重视,东汉对士人自身秉性的认可而发展成为对士人清名的推崇。"清"成为汉魏易代之际士林人物品评的核心关键词。这种集中体现其时士人理想人格之"清"在承袭士人清白品性的传统意义之外,更增添了士人在乱世中激浊、厉俗的新内涵。汉末魏初士人思想的更新是"清"评形成的基础,而统治者对德高望重且清虚自守的士人的需求与召唤又加速了"清"评的形成。     

论郭璞身份认同的错位——兼论汉末魏晋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历史流变

作为东晋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郭璞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是以占筮的方式来进行的,因而在同时代的士人眼中,他的身份是“占卜家”;但就其政治思想而言,郭璞仍坚持汉儒之学,认为只有士人身份方是参与政治活动的正途,因而其自我定位仍为士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郭璞与其他士人对其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而这种“士人”与“占卜家”身份认同的矛盾正是导致其悲剧的一生的根本原因。就时代与学术背景而言,郭璞身份认同的借位,也是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学术思想波动变化所致。     

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

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由盛转衰的变化，始于桓灵的黑暗统治对士人忠君信念的严重摧残。汉末建安时代，皇帝傀儡化和失节士人的得志，以及两汉政治思想理论的两面性和天命论式微的影响，使忠君观念在这一时期完全坠入低谷；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魏晋以降君权的衰落     

《古诗十九首》中的悲情意蕴与生命觉醒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下层文人集体创作的文人五言诗,其内容多呈现出浓重的悲情意蕴,使诗歌形成一种悲凉、哀怨的艺术风格。实际上,古诗中这种悲情的意蕴正是汉末知识分子生命意识觉醒的具体体现。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环境,士人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逐渐淡化,士人开始对生命发出追问和思考,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无论对于文学的个性化还是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南阳人才在三国各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

<正>南阳以山川秀丽,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著称,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赞美南阳:“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汉末三国,各个政治集团都十分注意延揽人才,仕于魏蜀吴各政权中的南阳籍士人也都受到了重视,占有一定的地位,发挥有重要的作用。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东汉震灾与王符的“荒政”批判——基于“短时段事件”的政治文化时空形态考察

王符所著《潜夫论》深淳整穆,时人誉为汉末清议政论文之翘楚.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极言汉政得失.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以时空两个维度作为历史分析的视角,以此理论分析史料,明确王符震灾亲历者的历史身份.从王符独到的平民视角中的灾情描述可以分析出东汉政权的震后“荒政”:从频黜“三公”这一政治现象,探讨“天人感应”衍生的“灾异说”政治思想内核的表象和“内外廷”之争的顶层政治权力分配的实质;从帝王和臣子对“罪己”、选拔“贤良方正”、“有道”士人进入统治阶层的“荒政”策略的分析,概括当时汉末统治阶层矛盾凸显的现实,分析其对汉末政治结构的破坏作用,为寻找并论证汉末政治社会衰变的重要节点提供历史证据.     

祢衡之死与汉末士风

祢衡的狂傲言行使他在汉末文坛特别引人注目,但他也因为屡屡出格的言行,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祢衡的言行和汉末畸形的士风有很大关系。当时士人们为了求名,频频做出惊人之举。祢衡处于汉末名士由尚苦节至亡礼法的转变阶段,这个时期需要的是有勤勉精神的实干家,名士的浮华虚矫已经被社会厌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自己死于非命。     

名人的头巾

汉末以来,士人爱慕旷达,喜戴头巾,以之为时髦,六朝尤为盛行。头巾的样式、质地、颜色等皆有多种,个人择其所好而戴之。其中一些名人喜戴的头巾,为士人争相效仿,流行于世。譬如:诸葛巾、漉酒巾、林宗巾等。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     

南朝士人交游及其深层文化思考——以竟陵八友为中心

汉末以来交游之风兴盛不衰。南朝齐梁时期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士人交游,呈现出广泛性、开放性与复杂性等诸多特性。并且其交游大多为势交,这与当时浮竞的士风密切相关。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     

酒与魏晋士人的孤独

汉末曹魏集团中，酒与人们摆脱时光飞逝、功名难就的孤寂心态相联系。在六朝士人之中，饮酒的最根本动因，则是为了解除人生短促、天地永存带来的孤独与忧闷。六朝后期许多士人只是将酒视为穷奢极欲、不问政事的消遣物，与“竹林七贤”、陶潜、庚信的饮酒大不相同。     

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

汉魏时期就为士族大姓的太原王氏宗族在西晋时期达到巅峰,由地方大姓上升为全国性的巨姓强宗,其中婚姻交结和士族间交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交游网络。从太原士族这个缩影也可以洞察西晋时期整个士族阶层的发展动向:婚姻是士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士族的通婚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婚姻选择层面突破了同郡同州的地域限制,甚至扩展到皇族,显示出士族通过通婚实现权力伸张的政治诉求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利益追求。西晋时期士族的交游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网络化趋势;同郡士人点题扶持、评论之风不减汉末清议;同郡甚至同宗士族之间不只相互合作,同时相互斗争;士人交游活动的范围扩大,甚至打破了民族限制,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孔融之死与汉末政治

孔融之死,一方面是汉末清流派和浊流派的斗争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末文人之士“好名成癖”,而没有切实的政治建树;第三,显示了汉末清流派的不懂权变,不合时宜,已落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汉末魏初士人的孤独体认与文学诉说——以代言诗、赠答诗、书信文为中心

身处动荡年代的汉末魏初士人有着浓厚的孤独意识。在诗文创作中,他们更多在寻求某一对象进行诉说,具体表现为隐含另一个"我"的代言诗、情意自足的赠答诗和直抒胸臆的书信文的勃兴。这些作品既是"诗可以怨"的传统诗教观的展示,又暗含此期士人"大我"与"小我"的分离,更可视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声。     

现代观照下的传统士人政治精神——以苏轼为典型案例

对传统社会士人政治精神的研究既有助于认识历史,也有助于反思现实。苏轼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一个典型,因而可以成为解析士人政治精神的一个窗口。在政治精神方面,苏轼独特又充满矛盾。他徘徊于道与王、仕与隐之间,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独立的倾向,但本质上并未超越当时社会和士人群体的藩篱。以此为观照,则凸显了在现代条件下重构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完成政治精神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