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论魏晋美学的自然意象

魏晋美学从玄学的视域重新诠解了生命的本义。在魏晋美学思辨中,审美的宗趣在于“自然”的规定。在这种思潮影响下,魏晋士人认为自然人格的可贵有别于人性道德价值。后者经由读的理性分析而通达于名;前者作为一种审美旨趣由静观通达于象。正是在可读的人与可(静)观的人的比照中,人的本原意义得以彰显。     

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

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儒士 ,受汉魏之际黄老名法思潮的影响 ,其文化性格及学术思想渗入了较多的崇理性、尚利己的因素 ,史称“礼法之士”。凭借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 ,王肃经学被立为官学 ,构成魏晋官方儒学的主体 ,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儒家礼教与黄老名法结合的魏晋“礼法之治     

柳开事迹与宋初士林的豪横之气

出身五代旧家大姓的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科举入仕之初发展顺畅,并在地方官任内颇有业绩。但转换武职后,他的仕途却颇为坎坷,最终壮志难酬。柳开的遭遇与当时朝政转型的大背景有关,同时也与其个人豪横的性情及从政风格脱不了关系,而他身上的这一突出特点绝非个案,其实不过是宋初许多士人豪横之气的一个代表。通过进一步比对同类人物的活动,可以窥视到宋初士风及其演化的某种轨迹。     

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

台阁体作为明代官方文学的代表,历来受到研究者的轻视。但台阁体的形成,却与明代仁、宣时的士风有密切联系,由此入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当时士人的人格、性情与心态。     

论方孝孺之死对明代士风的影响

笔者通过论述方孝孺学行修养和他在明初士人的影响,来分析“读书种子”的内涵。通过对“读书种子”在明代士风中的意义的分析,笔者认为,明成祖朱棣对方孝孺的屠戮,恰恰是对明代士风最大的破坏,是造成明代中后期士风崇尚清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唐宣宗开创了进士独尊的局面,也开始了唐代科场最黑暗的时期,广大寒士普遍蹭蹬举场数十年仍然如痴如狂,使得唐末六十年成为唐诗大普及的极端时期;五代(含宋太祖时期)文人远离科举,养成“吟癖”;科举制度在宋太宗以后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文人形成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由此促进了重理性、好议论诗风的形成。三次巨变,最终完成了螺旋式的回归,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也实现了一次飞跃。     

论魏晋文化中“清”的美学意义

"清"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清"作为自觉的文化审美追求起源于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它既是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清"之风盛行,影响遍及人物品鉴、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领域,"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审美精神,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对后世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悠远的回响:魏晋风度与新生代作家

新生代作家以与传统断裂的姿态立于文坛,其实他们叛逆文学秩序的姿态,欲望化的自由书写,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小说美学的自觉追求等方面与"魏晋风度"时期的狂狷任诞、摇荡性情、越名任心、文的自觉等审美特质有着精神命脉的契合与绵延性。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魏晋儿童早慧现象探析

魏晋士族阶层的儿童早慧颖悟机敏、能言善辩、雅好才艺、长于思辨.其原因在于生活锻炼,思想解放,清谈的影响以及重视教育.以史为鉴,会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产生良好的作用.     

类诗与类曲——论词体特征在金元时期的嬗变

曾盛行于两宋的词体文学,在金元时代由于受到北方文化的薰染,其文体的性质、功能及表现形式等方面皆发生了某种变异,突出地显示为一种类诗与类曲的特征。所谓类诗,主要指词体形式上的徒诗化、内质上的言志化和语言上的古雅化。所谓类曲,则指词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发生的类似于曲的通俗化,一方面是在曲文学尚未成熟时,词体自身的俗化;另一方面是在曲文学繁盛之时,词体创作中向曲体的靠拢。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关于金代大定、明昌词风的文化考察

大定、明昌时代,金代社会进入承平时期,其词坛创作主体是吮吸着金朝本土文化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国朝文派"词家,其词风特征是:审美风格上豪放与婉媚并重;词家主体精神上追求隐逸与自适;词体特征上典雅与浅俗共存。这主要源于此时期多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首先,世、章二帝偃武修文,推行汉文化与保持女真旧俗两相并行的文化政策;其次,受世、章二帝的创作风尚与喜好的影响;再次,北方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女真民族质实、勇武等民族心性对词文学雄健亢爽、率直俚俗风格的影响;第四,在词体发展上,"苏学行于北"以及北宋绮丽艳冶之词的深刻影响。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从唐代祭礼看唐代文人的心态变迁与文学选择

祭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重要的大型祀典更是国家政治凝聚力的象征,也是文人借以显露才华、表现自我的重要途径.有唐一代,随着不同时期政治风气的不同,国家举行祭礼的目的和能力有很大差异,文人随之经历了以国家祭礼歌颂升平、到整饬政弊,最后信奉民间祠祀这样一个由豁达进取、用世务实,逐渐内向感伤迷茫的心态变化过程,相应地,有关祭祀文学勾勒出由赋颂铺排到议论政弊,再到抒写个人内心世界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唐代祭礼的变迁折射了唐代文人心态与文体选择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