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闭锁走向开放

“山药蛋派”正面临着前进中的重要时刻。七十年代未,“山药蛋派”以不断推出的作家作品显示了其大难不死的顽强生命力,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它却似乎没有取得人们预期已久的丰硕成果。连续几年在全国性小说评奖中名落孙山,即可为证。富于文学使命感的作家,怎能不感到形势紧迫并为此深思呢?     

从流亡文学到审美化、地域化、民族化的多元追求——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派的演变轨迹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派起始于五四时期的"流亡文学",它是当时较为成型的小说流派.从20世纪20年代"地方色彩"不一的"乡土小说派"到30年代的"京派",表现了乡土小说创作审美化倾向的提升和地域化方向的发展,后来的"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出现及其显著影响,更加体现了审美化、地域化是乡土小说成熟的重要标志.     

山药蛋派与山药蛋观念

山西小说是不是落后了?如果真是落后了,原因是什么?真正的阻力、真正的症结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当前山西文艺界(创作界与理论界)所关切的问题,不少人发表了不少高见。在我所看到的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在我所接触的作家和理论工作者中,尚有言而未尽之处。去年春天,在山西小说评选发奖小说创作会议上,有人说道:《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这篇小说突破了“山药蛋派”的写法,不是山药蛋派的风格。说话人是用赞赏的     

关于“山药蛋派”发展趋向的思考

“山药蛋派”的发展趋向如何?这个问题愈来愈为人们所关注。在五十年代,我省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蜚声文坛,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名高一时。对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近几年来,我省文学创作虽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可和一些兄弟省相比、步子迈得还不大。近年三度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我省榜上无名;两届中篇小说奖和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也都落了空。这当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原因也许是多方     

十七年小说流派刍论

十七年(1949——1966)小说创作有没有形成流派,目前还是有争议的问题。 李国涛、方浴晓、刘再复、楼肇明、刘锡诚、蔺羡璧等同志认为存在一个以赵树理为主将的“山药蛋”派或“山西派”。冯健男、鲍昌等同志提出了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还有人提出了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或“湖南作家群”。这三种观点的一个共同特点足以地域划流派,每个流派作家都是某一地区人而又以本地区生活作     

文学与文化的对接——评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朱晓进所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之一,从地域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全面论述了“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阐释了山药蛋派文学的文化意蕴、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成功地实现了对“对山药蛋派”文学由政治工具判断向文化价值判断的跃迁,是“山药蛋派”研究中一部开拓性的力作。     

论“新感觉派”的艺术创作风格

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 曾被人们称为上海洋场文化中的一朵“恶之花”。作为都市文学的一个分支,在审美追求上,它既不同于以“乡村幻梦”来反映“城市梦魇”的京派小说,更迥异于同时代以茅盾的作品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以一种独有的话语方式,对人类精神存在的展示,是源于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对社会、历史、生     

为农民群众塑象——评西戎的小说集《宋老大进城》

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西作家,写了很多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在有人称之为山药蛋派。其实被称为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也并非一种风格。既有它们的共性,也有鲜明的个性。最近,重读了收集在《宋老大进城》这一集子里的小说,加深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宋老大进城》(一九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西戎同志的短篇小说选集。其中所收的二十一篇作品,除最后两篇以外,都是五三年到六三年间写出的作品。从一九五三到一九六三年,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经历了许多大事。这部小说集概括地描写了一些大事在农村的反映,表现了农民所走过的曲曲折折的道     

论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文化内涵

作为四十年代一个独特的小说流派，七月派小说始终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研究七月派小说的文章日增，可也大多限于其中某一部分作家作品，对七月派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开启七月派小说整体文化风格的钥匙，进而探索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民族生存文化状态的独特思考，总结其现代性，使七月派小说真正在整体意义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取得一席之地。所谓“流浪意识”，是七月派小说通过“流浪”意象营造的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     

正在形成中的浙江乡土文学

(一) 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是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逐渐摆脱了极左的僵化模式,在风格的多样化方面进展十分迅速。出现了被人们盛誉为“湘军”的湖南作家群,以老金为旗帜的北京作家群,江苏“探求”,山西者“山药蛋”派作家群,以蒋子龙、水运宪、李国文等作家为代表的“开拓者”文学等等各显丰彩的文学群体和流派。在这种创作风格既向着个性,又朝着群体、流派方向发展的情况下浙江小     

“乡土文学派”小说主题与技巧的再认识

人们惯于将“五四”以后的“人生派小说”与“乡土写实派小说”进行分类(或者是按分期来进行归类)。其实,这种分类似乎不甚科学,因为“人生派”的许多作家一开始创作就是致力于“乡土小说”的。和鲁迅一样,“五四”以后许多小说家是从广袤的农业社区进入繁华喧嚣的大城市。在封闭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之冲突中,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迫使他们拿起笔来描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语)但就“五四”以后许多小说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似乎他们更关注“下层社会的不幸”。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孔乙己》、《药》,无一不是对乡土社区中下层农民的深切关注。继鲁迅之后的乡土小说作家中较突出的有“新潮”作家杨振声等,他的《渔家》和《磨面的老王》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试析中国现代作家的地域分布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作家的籍贯作为流派称谓的情况并不罕见,如明代的“公安派”、“竞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有以某一地区的代表性物产来指称某一创作流派的,如“山药蛋派”、“茶子花派”等。由于中国土地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样,各区域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由此也造成了区域之间在文化上的很大差异,这样,从现代作家的地域分布入手,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注意到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也许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     

二十世纪“山药蛋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曾一度引发过广泛且持久关注的“山药蛋派”，的确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审美现象。从今天来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从生成、发展、繁荣、衰落直至终结的全过程。作为历史的“山药蛋派”，已经获得了进入“经典式”研究的可能。不论是从“史”的角度进行价值定位，还是在“领域范畴”进行现象描述，都为研究者的结论趋向“科学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历史的价值定位，总是从对历史的客观性清理中开始的。本文就试图完成这个基础性工作。一、命名的“夹缠”在各种研究文章中，把以赵树理为首，以马烽…     

论“山药蛋派”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

“山药蛋派”是体现1942——1966年间革命文学运动某种特征的一个文学流派,研究该派创作的典型成型方式,对于理解该派的文学思想及对人生的审美感知方式,以总结经验,更好地把握文学创作的典型理论,推进今天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山药蛋派”作家对世界的艺术把握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真与进步伦理道德的善之上的。他们面对外在世界,对社会和人充满着自信,所以,在塑造典型人物时,他们是把体现着对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的一种认识,作为人物性格的本质并将与此相吻合的现实生活中丰富生动的人物言行、心理与性格融合在一起,由此,构成了他们塑造典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文化意识观照下的贵州小说

贵州作家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此种迹象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既是对此前贵州小说创作的一个突破,又奠定了90年代贵州小说发展的基础,意义重大.本文有鉴于此,特对80年代后半期的贵州小说作一回顾和论述.众所周知,1985年,文学界已经呈现出异彩纷呈,多元发展的态势.各种新的观念、新的手法涌入文坛,以至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批评家们已再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语词来概括当时的文学现象.这一年,不仅以贾平凹、阿城、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民族文化派作家的寻根小说崛起了、刘索拉、徐昆等人的新潮小说也在此时推出,市井小说、纪实小说、主体意识十分强烈的感觉派小说、自称“玩儿”的小说、性小说、乃至不打标点符号的小说等等,都已出现.这股迅猛发展的文学主潮,无疑地与当时掀起的“文化热”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贵州小说作家以自觉的文化意识观照生活,使他们的创作获得了新的超越,并且将整个贵州小说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先锋”与“红楼”可贵的参照系——从两个文学现象谈起

<正> 从80年代初滥觞直至8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一批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创作而成的所谓“先锋”小说蔚为大观.“先锋”小说的出现,或许有其某些所谓与西方“类似遭际的文化情境”,而众多作家力图突破传统小说固有的审美规范,为反映自己对历史、社会和人生体验与思考而寻求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动机,是十分明确而强烈的.“先锋”小说的出现,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使得长年沉寂的小说界变得热闹非凡.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时过境迁,对于“先锋”小说,读者由热情顾盼转而变为漠然置之.这究竟是为什么?是接受现代派的文化心理准备不充分?非也!可以说,现在的读者,文化心理准备比任何时期都要充分得多.     

论路翎小说的现代主义特色

一、路翎与现代主义小说流派路翎的小说创作深受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以及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他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摹仿①。路翎的小说对那种双向延展着的生活与生命原生态的描写的确具有鲜明突出的现实主义特征,认定路翎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是毫无疑义的。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家,如鲁迅,文学研究会、乡土文学派、社会剖析派的一些作家们都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在社会关系上所受的压迫和物质生活上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人民群众精神奴役…     

台湾现代派文学

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主流是现代派。现代派主要由两部份人组成,一部份来自社会,尤多来自军队,一部份来自学院。前者以《现代诗》、《蓝星》、《创世纪》三诗社为代表,提倡“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后者则以《笔汇》、《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为主要阵地。现代派主要作家,小说方面有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