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王维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兼论盛唐诗歌为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自觉

盛唐文学的自觉,是词体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盛唐诗坛对于诗歌中情爱题材的回避,为词体形式出现在情爱题材上提出了需要。盛唐对于初唐宫廷诗和宫廷应制方式的批判,客观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宫廷文学形式出现的要求。王维与李白虽然同为盛唐文学自觉的旗帜,但王维更为代表正统的士大夫集团,而李白天宝初年的宫廷供奉生活,则成为了李白写作宫廷应制词作的契机。     

论宋初隐逸闲谈心态的特征及其产生

宋初产生了一股隐逸闲淡的情调,形成了与初、盛唐不同的心态.这是中国文化、文学、美学史的一次重要转折和变化.它的形成由四部分人构成一是隐士,二是诗僧,三是半僧半俗的士大夫文人,四是表面豪华、内含平淡的显贵权要.从而体现了宋代初期的心态总特征,完成了从外扩到内敛的心态转换,对文学和审美创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近代的复古思潮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复古思潮往往统治着中国的文坛.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是由士大夫垄断的,士大夫信奉儒学,儒学以上古的“三代”为最高理想.孔子的行政目标就是恢复“周礼”.这就决定了儒家在文化上的“复古”趋向.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核心,“文”数千年来除了增加了“骈文”.变化并不大,始终以秦汉之文为作文的典范.“诗”虽然由四言变为五言、七言,自唐以后也很少有重大变化.以至宋以后的文学有所发展.往往是在新出现的文学体裁如词、     

宋代古文运动的学术影响与政治后果

北宋初年,社会上兴起了一场旨在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以复古为号召,逐渐由文学而转入子学、经学,最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局面。古文运动对当时的学术、政治、士风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古文运动在学术上带来一种疑古与开创精神,在政治上引发朝廷内外的变法要求,并促进了士大夫矫厉名节风气的形成。     

试析唐代士大夫的转型——以韩愈所论“士大夫”为中心

韩愈既是文学与儒学承前启后的转折,也是分析唐代士大夫“转旧为新”的切入点.通过对韩愈所论“士大夫”的分析可以看出,少见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士族”、“公卿大夫”之意,注重新的唐代士大夫进士科举背景,突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唐代科举制度尤其进士科的完善、安史之乱的战乱动荡是韩愈所论士大夫“转旧为新”的时代背景.     

论宋初隐逸闲淡心态的特征及其产生

宋初产生了一股隐逸闲淡的情调 ,形成了与初、盛唐不同的心态。这是中国文化、文学、美学史的一次重要转折和变化。它的形成由四部分人构成 :一是隐士 ,二是诗僧 ,三是半僧半俗的士大夫文人 ,四是表面豪华、内含平淡的显贵权要。从而体现了宋代初期的心态总特征 ,完成了从外扩到内敛的心态转换 ,对文学和审美创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初盛唐之际的诗坛格局与张九龄的创作定位

张九龄是盛唐前期的重要诗人.他的创作,可分为京洛为官、出守洪州、桂州、入主文坛和被贬荆州四个时期.早在开元之初,张九龄就以乘时而起、直道而行的情操,在京洛的主流诗坛上,最早传唱出了情调高远、气格高扬的盛唐之音.此后,他又在山水登临诗中开启了反思人生的创作主调.其崇文尚儒、身体力行的政治与文学的双重活动,对盛唐醇真诗风的形成,起到了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

盛唐士大夫追求的是“冠冕巢由”式的半官半隐的生活。盛唐士大夫普遍拥有田庄别墅,这种“世上桃源”为他们的半官半隐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们的隐逸心态与六朝人不同,陶潜所幻想的“秋熟靡王税”已为盛唐士大夫的“愿守黍稷税”所代替。盛唐士大夫既与官场拉开一定的距离,追求一种身心俱足的平衡,又在传统文化心理的维系下,遵循儒家“不废大伦”的原则。盛唐士大夫从经济到心态的自给自足,造就了盛唐田园诗的“自在”——即秀美的风格。     

从家训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宋代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通常都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变化.在宋代这样一个处于变革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其家训思想也必然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此所折射出的宋代家庭生活观念也会随之演变.从家训内容上,也可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治家观念和方式方面产生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更加侧重于“治家”;家庭治理方式具备了体制化、人性化、经济化及实用化的特点,等等.由此考察该时期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及形成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盛唐诗坛的演进趋势:诗人身份下移与诗歌地理分布扩张

盛唐诗歌走向鼎盛,有渐进的过程.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盛唐诗坛一直在演进中渐次走向辉煌.从诗人身份上考察,诗坛的主要诗人由权贵转变为下层官吏和布衣;从地域上考察,诗歌的地理分布也是逐步扩张,从京洛等文学发达地区扩张到城邑乡野乃至关山塞漠,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地方特色.这两种趋势同步发生,相互伴随,诗人因身份下移而远离了政治中心,诗歌也在不同地域出现并绽放出异彩.     

汉魏之际士大夫群体的演变

汉魏之际社会的动荡迫使习经尊孔的士大夫在毁灭与生存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政治上各种势力急剧地分化组合,使士大夫群体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嬗变;随着政治体制的崩溃,儒学的衰微、死亡的威胁,使士大夫的群体规范逐渐松弛下来,而追求独立人格和精神超越的个体自觉意识逐渐增强。     

日本武士家训中的儒学思想

日本被认为是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但是,随着中日不同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日本儒学在许多方面具有与中国儒学不同的性质。武士家训就反映了这一点。儒学自5世纪初传入日本,即为统治阶级所学习。江户时代,武士谨言慎行、遵守礼节的自律与儒家道德相结合,修身之诫在家训中占很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国社会状况的差异,日本儒学的内涵并不能完全与中国等同视之。     

论初盛唐小说与初盛唐诗歌之互动关系

唐代小说与唐诗是同时共生的文体,有着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因而必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如初盛唐时期的小说就借鉴着诗歌的精神,在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内容、融诗入小说等文体与艺术表现特征、诗人组成小说创作群体等方面,都与唐代诗歌发生了密切关系,与诗歌共同掀起了初盛唐的文学革新运动,为唐代小说的发展和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诗坛过渡的使者——重塑张说、苏颋的诗人身份

燕公张说、许公苏颋因“大手笔”而成名天下,其二人既经历了初唐之末,又进入了盛唐之初,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好与初唐诗风逐渐发生变化,盛唐诗歌开始展现其独特风貌的过程相始终。唐中宗景龙年间,张说、苏颋就已经成为诗坛的重要人物。在初盛唐诗歌流变过程中,他们处在怎样的位置?他们的诗歌创作接受了哪些影响又产生了怎样的新变?这正是本文欲解决的核心问题。     

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的政治情感考察

在中国封建时代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士大夫。所谓的士大夫 ,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儒学哲学体系的熏陶 ,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有学识的人 ,也是最有修养的人 ,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是建功立业、修齐治平 ,所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自觉自愿地走向朝廷 ,成为政府官员群体中的一员。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 ,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的特征之一。汉魏时代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几乎全属于士大夫阶层 ,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汉魏士大夫对待政治的态…     

论传统家训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探讨传统家训文化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影响,或许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家庭生活的纵横层面,了解儒家思想文化何以对中国社会民众心态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约束力是极为必要的。虽然早在距今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就有周公教诫儿子伯禽注重德行修养、礼贤下士等有文字资料记载的家训,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居“家”之“训”的全面而系统的家训则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才出现的,而对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家训…     

明代前期儒学的分化与台阁体、山林诗的分野

明代前期(1369-1487),就儒学而言,有在朝的儒学与在野的儒学(心学)之分,就诗学而言,有台阁体与山林诗之分。台阁体关注富贵气象,山林诗关注隐逸气象;台阁体以取法雍容典雅、明丽高华的盛唐七律为特征,山林诗则致力于承续从陶渊明到王、孟、韦、柳的一脉。台阁体与山林诗的分野,其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儒学的分化无疑是重要背景之一。台阁体与在朝的儒学,山林诗与在野的儒学(心学),存在着密切而内在的关系。对此一关系的揭示,可以深化对明代前期诗学、儒学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为哲学与文学关系的思考提供一点思想资源。     

宋代士人的生存环境及其处世心态——兼论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立国之初 ,即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裁抑武臣 ,优渥文士 ,高其官职 ,厚其俸禄 ;同时 ,改革并完善科举制度 ,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士人的仕进之路大为改善 ;而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又拉动了社会文化 (特别是俗文化 )的消费。于是 ,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意识膨胀 ,纵情享乐之风炽盛。与之相应 ,文学创作中“感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被淡化 ,而“艳科”词却在世俗享乐之风的刺激下繁荣起来。但是 ,宋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强化 ,又束缚、压抑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为缓解这种压抑和束缚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文人士大夫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个性自由的追求进行重新整合 ,既重外部事功 ,又重内在修养 ,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并行不悖。相应地 ,宋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享乐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清澹开宗派,五古居名家--张九龄诗歌影响论

张九龄是盛唐前期承上启下、开一代新风的重要诗人.在初盛唐之际的诗歌革新中,他继陈子昂和张说之后,能以文坛宗主的身份和地位,继续倡导并弘扬汉魏风骨,力排齐梁颓风,恢复了"言志"、"缘情"和"比兴寄托"的优良传统,并以五古体式和<感遇>、<杂诗>等形式,昭示了"复古"的实绩,打开了盛唐局面.他还首创了盛唐清澹诗派,其作品的流播历代皆入名家序列.     

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

中国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同唐代古文运动一样,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也具有复兴文学和儒学的双重目的,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明中叶士风与学风的反对、对宋明理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的不满上.如果说其中某些人具有了"反理学"的倾向,那也只是在儒学范围内,在尊重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的前提下,作了一些批评和修正,呈现出向孔孟原始儒学回归的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给明中叶沉闷的思想界带来了一丝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