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医学与医学院校图书馆工作

循证医学是20世纪国际临床医学领域迅速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医学文献中的情报和信息是循证医学的“最佳证据”或“科学证据”的来源。因此,医学院校图书馆可以利用现有的设施和资源为循证医学和循证医学教育提供良好的情报与信息服务。     

“执圭”杂考——兼论楚国爵制

周代是宗法制盛行的时期,与此相联,周代实行着一种在宗法制基础上的等级制。西周等级制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爵位制。《左传·襄公十五年》有一段记载;“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后世对是否曾这样划分爵位,多有疑问,但周代确实实行过封爵的等级制,却是众所公认的,周代的等级制与官制基本是合一的,有爵位就意味着有官职,而且是实行世卿世禄制。各等级之间界限分明,权力范围明确,组成了一个等级严明的宗法社会。这种状况在周代所封诸侯国中皆有表现,一直到春秋后期直至战国,社会出现大动荡,才受到大的破坏。楚国在政治制度上从未秉承过周代的宗法制,也不搞世官世禄,其等级制也不象周代那样有明确的划分。楚国的等级制中包含     

“文学是人学”的提法科学吗?

1928年,高尔基首创了“人学”一词。“文学是人学”一语则是苏联人的研究著作中的提法,我国人转引时,误把它作为高尔基的原话。于是,“文学是人学”也就被视为一种“经典”了。“人学”作为“文学”的定义是否科学呢?我国学术界至今仍存在着分歧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作为定义,“文学是人学”是欠科学的。因为,研究人的学问学科繁多,不但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人,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如医学、生理卫生学、人类学以及人种志学,还有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也都是研究人的。文学不属于任何科学,只是文艺的一部分。高尔基从首创“人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前提及其实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等级制”和谐社会,也不是按照资本的发展逻辑构筑的资本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将主要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性安排,实现以劳动为主导的社会和谐,其实质是一个科学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对象、标准、实施方式和伦理见解——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之二

“安乐死”的伦理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安乐死”是否符合医学伦理、人道等问题展开,“安乐死”对象与标准、赞成与反对成为医学伦理争论的焦点。赞成“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符合自主原则、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原则、有利原则;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与生命神圣观、生命价值观、人道观、美德观相悖,不利于医学科学进步,也并非完全是病人的真实意愿。     

封建等级制的特点及其作用

在阶级社会,由不同的特权和社会地位构成的等级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封建社会,由于土地占有及与此相应的政治权力的相对稳定性,等级制就表现得更为突出。维护封建等级制与反对和突破封建等级制的斗争,一直成为封建社会斗争的焦点之一。它对于封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都有重要的影响。一、封建等级制的特点封建等级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形成的权力与地位相对稳定的一种阶梯式结构,它不但对被统治阶级有很强的排它性,在等级的阶梯之间也互有排它性。最典型的如魏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对成人高等医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

本文针对成人高等医学教育现状,结合我院医学专业教学改革的情况,谈了一些看法,认为医学成人“专升本”教学应根据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调整课程结构和内容体系,改进教学方法。“以问题为先导”的讨论式教学法,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民族音乐治疗的医学思维和艺术思维

民族音乐治疗是医学与艺术的融合,是音乐治疗的分支,是一门交叉学科。文章从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出发,以建立医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方式,为民族音乐治疗发展找到理论依据。从现代和古代的医学中探寻艺术的应用,从民族音乐研究中,探寻医学与艺术的融合,从神经美学研究中论证神经元对音乐审美的影响,建立音乐治疗的医学思维。在音乐理论研究与生产生活中找到医学的实践依据,从古书和少数民族史料中找到医学传承,从“意“”象”中又证实民族音乐治疗在中国文化环境的思维演变。治疗中的艺术思维来自音乐本身的美学特征,音乐不是生命体,但音乐的节奏、旋律、音高以及调式、调性等整体结构,能给人以美感,能将各方矛盾调节到平衡状态,反映出人的生命运动,这就是音乐的生命现象。因此,建立起民族音乐的思维范式,既能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又能促进民族音乐治疗新理论的构建,有利于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符合当下“大健康”理念。     

战国秦汉新爵制的社会基础及历史作用

<正> 商周时代的爵制,是宗法社会中贵族阶级权力分配的政治标志。父系家长制、嫡长继承制、爵位等级制三位一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了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血缘关系是不可逾越的客观存在,贵族阶级的政治、经济权益因此而相对固定化,严格的爵位等级称号也便因此而形成。商代统治体制中有所谓“内服”与“外服”,当时有些爵称可能尚未从官职称谓中分离出来(如内服中的尹、亚、卿等,似乎既是官职又是爵位),但无疑可视为爵号的如侯、伯、子、男等名称,卜辞中已甚普遍。商代的“外服”与“内服”,至周演变为两套     

以医学人文为内涵发展医学教育

“医学教育”应是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思想的综合体。医学教育若是缺乏了医学人文教育的润色是不完整的,既无助于医学学科的完善,也无助于培养高等医学人才,更是阻滞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为紧跟世界医学模式转变的步伐和满足国民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推进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尤为重要。     

"五行配五"的文化含义及其科学价值

“五行配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与精髓,“五行配五”文化的基本含义及其科学价值已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天文、历法、人的思维模式、礼数、医学、音乐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并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     

也谈《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与刘长林、车离等同志商榷

刘长林、胡焕芗同志《略谈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一文,揭载于《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以下简称“刘文”),车离同志《黄帝内经和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与刘长林、胡焕芗同志商榷》一文见于《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车文”)。这是哲学界继一九五六年任继愈先生专论《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从黄帝内经来看中国古代医学的科学成就》①以后对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又一次认真探索,对于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     

社会科学的领域

“什么是社会科学?”这一问题是西里门早期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悬而未决的一个题目。 西里门教授把社会科学定义为精神或文化的科学,这门科学论述个人作为团体成员之一的活动,因此他又把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学科分为社会科学、半社会科学以及同社会科学有关的科学。他认为政治,经济,法律,人类学,社会学,刑罚学属于社会科学。论理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属于半社会科学,而生物学,地理学,医学,语言学和艺术属于同社会科学有关的科学。 “什么是社会科学?”这一问题从它的定义上看是很明显的,它很难有一个最后的答案。因为社会科学的范畴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即使在同一时代,大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经过不断的争论,例如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之一,还是一门人文主义学科?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还是一门综合学科包括在社会科学和地球科学二者之内;法律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一门专门知识的主体;心理学属于社会科学还是属于自然科学,精神病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医学的一个分支。     

先秦赐姓氏制度考原

中国古代的先秦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礼的形式渗透到社会各方面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结构,有许多因素是利用旧的氏族制改造而成。例如姓氏制度,最初它本是起源于母系时代并被用作血缘系属关系的一种标志,其基本作用是认定氏族成员在血缘集团中的身分归属。但在后来,主要是在进入阶级社会时,姓氏却成为身分、门第、地位、特权诸社会等级     

公务员岗位报考现状的历史根源解析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公务员岗位报考人数逐年增加的现象,使用"范式理论"这样一个分析问题的工具,揭示出公务员考试、"官本位"思想、"科举制度热"等一系列社会现象与"等级制"思想的内在联系,推论出结论:"等级制"思想是我国传统社会伦理思想的"范式";公务员岗位越来越受重视的历史根源就是"等级制"思想。     

士之溯源及其早期衍变

“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士”之初义为“任事”,后来,时代的推进和与士相关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带来了词义的改变。殷周时期,士成为社会等级制中最低级的贵族。春秋中后期,士开始了向“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过渡。春秋战国之交,新型的文士集团已经略具雏形。战国时期的士,则呈现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目。国祚短暂的秦代对士的演进也有着颇为深长的意味。     

论祖国传统医学二重性的方法论原因

中医学理论一方面带有自然哲学色彩,表现为模糊、笼统、猜测性;另一方面,中医学在当代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甚至能治疗一些连现代医学都感到棘手的疑难病症。文章认为中医学理论的这种二重性直接来源于中医学方法的二重性。文章分析了中医学若干方法的二重性,分析了中医学“以意类取、变化感通”的认识功能与局限性,“辩证论治”的能动性与不足,从而揭示中国传统医学二重性的方法论原因及启示。指出医学要现代化,需要吸取实验科学的长处,也需要深入研究中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而发展我国民族的、科学的现代化医学。     

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划界问题的哲学纷争

在科学划界问题上 ,亚里士多德的“确实可靠性”标准随着古典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失败而失败 ;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标准因“意义”本身的难以确定性而告终 ;波普的“可证伪性”标准因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的批判而削弱 ;受相对主义的影响导致“消解划界标准”思想的产生 ;萨加德、帮格的“多元标准”强调“科学特征”在科学划界中的重要性。研究科学划界需要弄清划界的背景及科学划界与科学界定、评价的异质性。     

游走在巫、医之间——敦煌数术文献所见“天医”考论

敦煌数术文献中的“天医”较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的道教典籍与宗教活动中,由于具备疗疾治病的信仰功能,故在魏晋隋唐进一步扩展到医学与占卜数术领域。古代中国“医、巫合流”的文化特质,注定类似“天医”等信仰因子要在占卜巫术与医学间游走,成为古代不同宗教学科所共享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