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对称:高等教育分权的底线

高等教育分权是一个新的权责体系的重构过程,即权力和责任双方面的构建与调适过程.在高等教育分权过程中,权责对称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坚持权责对称,需要遵循每种权力主体自身的权责对称性,使每一种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止于其所能承担责任的边界.同时,又需要保持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对称性,通过权力制衡使不同主体的权力之间有一个恰当的对应比例.而且,又要沿循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责任对称性,启动问责制使各种权力主体恪守并履行自己的责任,谨防"放权"变成"弃责".     

构建和谐社会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责机制分析

和谐社会的惟一可能性在于宪政体制下社会多元化力量的出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多元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机制的划分与制约。为了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对各参与主体进行合理的权力与责任划分,在政府内部,进行纵向的各级政府权责划分和横向的部门间权责划分;在政府外部,要对民众、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等其他主体进行权利的授予和制约。     

试论公共行政价值异化

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不是直线突进的,它总是客观存在着偏离希冀目标的趋势和可能,这就是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它贯穿于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全过程,渗透于公共行政价值的主体、客体和内容3个方面.公共行政价值异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关于公共行政价值的希冀和理想之达致就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克服公共行政价值异化的过程.     

权责一致：异化与纠正

责任性是现代政府的基本属性,权责一致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然而,由于公共权力存在异化的可能和风险,势必导致权责失衡,产生权力对责任的侵犯或者责任对权力的回避,践踏公共利益,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人性的弱点与利益的驱动是导致权责失衡的客观因素之一。鉴于此,必须实施宪政,通过法律来制约权力和规定责任来保障权责一致,这也是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必要条件。     

论公共行政权力的属性、异化及其超越

公共行政权力兼具公共性与工具性。两种属性之间的冲突,根源于公共行政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就公共行政权力的作用领域而言,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界限含混不清;就其约束路径来看,“外控”与“内律”的缺失,都决定了公共行政权力异化的可能。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公共行政权力的“公共性”本质,因此有能力超越公共行政权力异化,实现社会的和谐。     

论权责统一:公共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源于公共权力“公属”和“私掌”的分离 ,解决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是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主题之一 ,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 ,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价值目的。因此 ,对公共权力的设置课以相应的责任规定 ,以建立权责统一的公共行政体系 ,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 ,也是公共行政合理的逻辑     

公共行政现代性追寻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法治化趋势下的具有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非制度"领域.在具体的行政实践过程中,行政主体可能会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异化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为规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公共行政强调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责任伦理的价值体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规制旨归在于德性伦理及制度伦理的会通,以实现行政主体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规范性与内在价值性的统一.     

从权威权力到对话权力:大学管理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

大学管理中传统的"权威权力"运作方式,忘却了管理中人的意义和自由,加速了人对管理的被动化、从属化和工具化,导致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权力主体际之间的决然对立,致使管理中的人被物化和异化而失去个性和创造力.一个"以人为本"时代的来临,重新审视"权威权力"的运作模式,在大学管理的权力运作中引入"对话权力".重视对话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大学管理场域中主体生命内涵及其价值的回归与再现.对话权力将为大学管理中权力的运用开启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论权力约束的法律路径

权力运行中都有异化的倾向,其机理在于权力主体与权力运行主体的分离以及权力的支配性、工具性等自然属性。构建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机制是遏制权力异化的关键所在,其基本路径在于界定权力边界、明确权力内容、设置运行程序、公开运行过程、严格责任落实。     

政府组织变革中的权力关系演变与规范路径探究——读张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权力作为社会治理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社会治理的成效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长,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性以及权力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近年来,由权力性质异化所造成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有效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异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康之在《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中指出,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在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转变的社会建构历史与逻辑中,从政府组织模式变革中所伴随的权力关系演变角度寻求有效的权力规范路径,同时,张康之构想了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认为权力将更多地与人的知识、智慧及道德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权力意志的角度思考权力的规范方式,才能有效避免权力异化问题。     

教师作为价值观教育主体的本质论析

在价值观教育的文化传承链条中,教师因其独特的传道传统、职责界定与价值取向,在价值观教育的多元力量中应承担起最为关键的主体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价值观教育面临着教师主体角色的异化,价值追求的偏离以及工具理性的过分凸显等问题.面对这一境况,探寻教师作为价值观教育主体的本质,从教师自身的价值培养与价值观教育的主客体共融等方面人手来确认和实现教师作为价值观教育主体的合法性与应然性则显得尤为重要.     

对中国文化道德主体思想与当代德育困境的反思

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念和持续进步的线性进化观带来经济发展、物质丰裕的同时,也使人溺陷于异化生存之境,引发道德缺位、信仰缺失、责任与诚信意识缺乏等诸多问题;重新反思儒家文化,抉发儒家“道德主体”等思想,既为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是应对现今社会道德危机,为“超越精神失落,主体责任感缺乏”的当代德育教育提供可资镜鉴的价值资源.     

城市房屋拆迁视角下我国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矫正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使各地的房屋拆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政府作为城市房屋拆迁的重要主体部门,其公共权力的运用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来,强制拆迁甚至暴力拆迁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部门在利益因素的驱动下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采取有效措施来矫正政府公共权力异化,实现公共权力公共性的回归,必须从树立政府正确的政绩观、加快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着手。     

性别视角下算法权力异化的治理路径

凭借对强大的数据资源的占有,算法技术逐渐披上了“权力的外衣”,随之而来也打破了原有的“权利”制约“权力”的平衡,出现算法权力异化问题。算法权力异化背景下,看似中立的算法技术,通过自动化决策与自动化评分等方式,将传统社会固有的性别歧视隐蔽式放大,使得劳动就业领域的法律保护机制失灵,算法权力与劳动权利的互动失衡。为此,应搭建用于劳动的自动化决策的第三方对话机制,从多领域实现对算法性别歧视规范体系的结构性扩容,确立算法治理中人的主体地位,以避免算法权力异化带来的劳动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     

政府权力异化的原因与防范

政府权力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政府权力异化的结果是公共政策偏离公共行政的目标以及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腐败。政府权力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原因,也有制度的缺失、无效以及行政管理人员的道德原因。防范政府权力异化,重要的是避免利益冲突。为此,首先要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其次要规范政府行为,最后要提高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     

焦点事件中危机边界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危机边界指区隔公共危机中利益、权利与权力关系的隐形规定,产生于风险社会情境下群体或组织的互动与博弈。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的多元与异化是主体间互动与博弈失衡的重要诱因,其导致焦点事件爆发,推动政策窗口出现。而焦点事件爆发引发的社会秩序与规范的紊乱并非毫无逻辑,群体、组织或结构之间围绕利益、权利与权力展开的对抗常常借助制度、舆论实现诉求表达,从而引发边界的不断动荡、分化与重构,导致利益、权利与权力边界内涵处于混沌或失序状态。我们可以基于利益边界、权利边界和权力边界构建公共危机边界模型,并应依据焦点事件中抗争主体涉及的边界维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策略。其中牵涉的边界类型越多元,风险等级越高,越需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政策回应机制。     

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

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以彰显。技术赋权可能催生新权力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人工智能企业既因为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权力,也因为为国家治理提供技术辅助而另外获得部分权力,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媲美的新权力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可能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越来越倚重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法支持,而算法可能出现失误,加之“算法黑箱”和卸责链条的存在,因此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还可能消解权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引发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国家治理问责难题。新权力中心在多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问责难题,除了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还需要国家匹配备案与试点制、随机抽查检验制、服务积分制等制...     

公共行政的价值反思与重构——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理论述评

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新公共行政学针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提出检验与批判,其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价值面的讨论,通过关注合法性、正义、伦理、参与等价值内涵,重构公共行政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在新公共行政学者看来,纯粹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对行政问题避免做出价值判断的做法不仅使管理者远离合法性,而且远离社会需求.新公共行政学强调行政管理者应该以其专业知识从事价值判断,使它们为社会所用,公共行政应回归到以自身价值为主体的地位,并形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民主、责任、效率并存的价值体系.新公共行政学使政府开始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开始面对实际问题,重新正视政府服务对象的地位和需求,并要求把公众的需求作为行政体系运转的轴心,从而赋予政府功能新的定位并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履行方式,为近半世纪以来的公共行政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异化”与“艺术生产”论纲

本文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指导,对异化理论的发展历程、异化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本质,特别是异化时代的艺术生产状况作了较细致的论析.本文认为异化现象具有双重效应,它在产生负面效应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发展推动作用.在异化时代,异化浸染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体人的异化、生产对象的异化、生产关系的异化等给艺术生产带来了深刻影响和双重效应.本文还对历来分歧严重的"艺术生产"概念内涵问题发表了意见.     

转型期政府公共性的衰减与再生产

公共性是现代政府的元属性,在公共行政中凝聚着服务、公正、责任、民主、开放的价值内涵.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公共性出现了衰减现象,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政府自利、职能不清、效率偏好、公权异化和责任缺失是导致公共性衰减的根源,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障.政府公共性扩大再生产的主要路径是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弘扬公共行政精神,强化公共服务责任,完善公共治理制度,拓展社会公众参与,努力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走出中国特色的行政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