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殖民视角对比研究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译本

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将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译本的进行了对比研究。理雅各译文的启示在于：异化、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译本不一定是反殖民的翻译,它很可能是殖民主义者制造东方主义形象的手段;而辜鸿铭译文的启示在于：归化、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的译本并不一定是殖民主义或者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与之相反的是,它可以成为向殖民主义者...     

理雅各《孝经》翻译研究——以训诂学为视角

理雅各《孝经》译本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注重训诂。理雅各搜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在《孝经》翻译序言中,对《孝经》的历代注疏材料作了总结和梳理。在《孝经》正文翻译中,理雅各遵循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广参注疏,博引仓雅,使译文颇雅正忠实。这对于中国典籍外译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论语》五译本译者风格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

以《论语》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将《论语》五个英译本在文化特色词与句子等层面的基本特征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比较和探讨五译本在语言风格与翻译策略的异同。通过多层面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五译本的显化策略运用非常普遍,影响策略的主要原因在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与社会语境;翻译风格各具特色,如森舸斓译文多使用各种长句与段落解释,辜鸿铭译文明显趋向英语地道的叙事与篇章手段,理雅各、刘殿爵、安乐哲的译文更强调原文形式传达,但阅读难度较大。     

《诗经》两个英译本的比较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集,已被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众多的英译本各具特色。其中,理雅各和许渊冲这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国籍、身份和经历都不尽相同,并且由于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译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重点从四个方面讨论理雅各和许渊冲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     

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

文化名著的翻译与传播受译者的经历和为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制约。文章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关键词、文化事实的翻译特点,指出文化典籍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有效的翻译策略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理雅各、卫礼贤／贝恩斯《周易》译本比较

<周易>理雅各译本和卫礼贤/贝恩斯译本是<周易>重要的英译本.这两个迥然各异的译本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译者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采用了不同的解经角度和译文体例,从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译文特色.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论语》的两个英译本

理雅各、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翻译目的不同，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则不同。理氏译本注重直译而辜氏译本则以意译见长。笔者尝试分析了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无形权力话语的制约力和控制力的影响下译者译文风格的异同。     

从《论语》译本看对话体翻译的前景化

借助一定的语料分析软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见出各译文文体突出方式的相似处和不同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见出两译文的语言特色、文体前景化特征以及两译者翻译理念与风格的异同。     

论阿瑟·韦利《诗经》翻译中的人类学探索

在西方,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译本在《诗经》的7个英语全译本中,是视野较为独特而影响较大的,在世界上几乎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译本齐名,在我国翻译界也被誉为《诗经》翻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韦利的独到之处,在于其在翻译过程中广泛采用了文化人类学视角,故诸多译文读起来颇有新意。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使得他对部分诗篇内容过于穿凿,致使不少译文出现了失误。这种现象很有翻译学意义。     

《论语》理译本成功背后权力的介入

顺应翻译学的权力转向,文章探讨《论语》理雅各译本成功的原因。该译本一经面世就赢得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这是由于理译本分别符合了西方的传教士、殖民者和汉学家这三类主要读者的阅读要求,这三类读者分别代表了三大权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些权力对译者的操纵在译文中也有所体现。从《论语》理雅各英译本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关系和权力机构是怎样操控翻译事件的。     

《论语》理译本成功背后权力的介入

顺应翻译学的权力转向,文章探讨《论语》理雅各译本成功的原因。该译本一经面世就赢得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这是由于理译本分别符合了西方的传教士、殖民者和汉学家这三类主要读者的阅读要求,这三类读者分别代表了三大权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些权力对译者的操纵在译文中也有所体现。从《论语》理雅各英译本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关系和权力机构是怎样操控翻译事件的。     

《易经》英译风格探微

通过译文的比较分析 ,认为贝恩斯的译本比理雅各的在表现文学风格的手法上进了一步 ,颇具诗韵。但是 ,两个译本均远未达到保留原作风格的理想境界 ,尤其是未能传达神秘深邃的深层含义 ,因此丧失了诸多学科的研究价值。故翻译《易经》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应由文、理学者合作 ,综合运用阐译、注释及其他多种译法才能解决     

从《论语》两个英译本比较看翻译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安乐哲译本的存在,证明了文化翻译不仅是一种构想,还是一种事实,因此有可能从安乐哲译本中寻求到文化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目的论观照下的《论语》中“仁”和“礼”的英译——基于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重要著作,现在流传着不少译本。文章以理雅格和辜鸿铭的两个《论语》译本为依据,选取译本中＂仁＂和＂礼＂两个核心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旨在揭示翻译目的对译文语言表达的制约。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翻译目的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译文,翻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译文语言表达的选择性和准确性。     

关于理雅各英译中国古经的研究综述--兼论跨学科研究翻译的必要性

英国汉学家、传教士理雅各率先系统地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的主体部分,其人其书长期以来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宗教哲学学者与语言学者关注的焦点所在.本文通过综述学者对理雅各译本的研究状况,提出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尽管各见所长,也分别受到学科自身的限制.不少历史学者以及宗教哲学学者因受外语的限制而未能深入分析译出语或译入语内在的机制,也未能并构架出分析译文语言风格的完整理论体系;语言学者则因背景知识和原始资料的缺乏以及运用纯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而未能深入分析历史背景或哲学理念对翻译的具体影响.因此,文章呼吁翻译研究应借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从译本形成过程看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的适应与选择

理雅各英译中国典籍在翻译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是理雅各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准确把握目标读者、取舍翻译原则和方法的结果。从译前、译中到译后,翻译活动的每一步都体现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间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对理雅各译本形成过程的分析说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注重考量和协调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影响因素,并与之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

理雅各英译儒经是汉学界和翻译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理氏译本在阐释、翻译、注释、绪论、文体诸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译者忠于原作、贴近原语、善为读者考虑;但理译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随着翻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翻译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译本中尤其是文化翻译部分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不忠”现象。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的《浮生六记》，其不同时期两个英译本的译文和原文存在诸多差异。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此差异现象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新视角。文章对比分析了《浮生六记》两个译本中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生成的相互关系，以期引导翻译工作者在文化翻译中能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最终达到平等文化交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