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现代法治国家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警示和限制警察违法取证行为,维护司法程序的纯洁性,法院在证据审查时,对警察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的一种诉讼制度。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该项制度在美国到了很好的遵循。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尽管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禁止态度,但长期以来却并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经历了从禁止违法取证,到司法解释初步实施,到立法确认的发展阶段。     

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防止违法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人权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了规定,但仍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缺乏统一的立法体例、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够全面、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不够详细、没有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的配套制度等问题,应该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沃伦法院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

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程中（1886-1966年）,沃伦法院的贡献就在于将其从规则的“蛹”蜕变成了制度的“蝶”.因为在沃伦首席大法官的带领下,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陆续将作为救济措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联邦宪法第4、第5、第6修正案,并借助第14修正案推及各州,最终实现了以下目标：一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联邦司法体系扩大至州系统;二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则对象从仅针对非法搜查、扣押行为延伸至所有违宪的强制性执法行为.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建立排除规则的构想

非法证据是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诉讼价值最易发生冲突的问题.各国相关立法和理论不尽一致,我国立法上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但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尚无明确规定.应完善相关法律,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排除考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原则,这一法则体现了诉讼文明、程序公正等若干法律价值。由于非法证据规则排除了有证明价值的相关证据,伴随着高昂的成本,因此,对非法证据的界定不宜过宽,对非法证据的需要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必要的权衡考量。以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作为非法证据界定的基本原则,在实践操作中,以非法供述证据为重点排除对象,对其他非法证据辅以权衡排除原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分析和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和健全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逐步走向完善的标志,《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系统规定,但是这些法律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还有待完善,有必要对这两部法律文件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剖析,并提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完善意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法理分析

非法证据即违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以及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否应当确立,集中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在世界各国人权保障思潮高涨的时代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刑事诉讼中,并从刑事领域向民事领域扩展。根据国外司法实践方面的经验,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中国民事诉讼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建议设立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构建相应的配套机制:如具体确定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引入二分法理论,非法取证的行为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程序等。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种被用来制裁警察侵权行为的权利救济手段。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起到重要作用。研究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演进，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促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提前相遇"与"互相封锁"--证据开示有关问题的探讨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控辩双方“提前相遇”,进一步暴露了双方证据信息“互相封锁”的矛盾。本文就此提出并阐述了建立证据开示规则的构想。     

200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修订综述

2004年国际海事委员会通过了新修订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将大部分救助报酬、船舶在避难港停留期间的船员工资给养排除在共同海损之外,取消了手续费,改用浮动年利率计算利息,并规定了共同海损请求权的时效。文章分析了200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可能产生的影响,指出这些修订将会减少货方的共同海损分摊额,并由此带来理算成本的削减,从而有利于整个保险业节省开支。修订后的规则可能导致船舶保费的增加和货物保费的减少。新规则可能对各国相关立法及国际海事委员会正在起草的新货物运输公约产生影响。但本次修订未经船方的同意而被通过,因此文章认为规则的适用前景及效果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论刑事诉讼中亟需关注的司法鉴定问题

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吸纳当事人对抗制的合理因素,但对鉴定意见相关规则的完善并未见改革新举。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司法鉴定在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的认识有新的发展,亟待我们及时总结司法鉴定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剖析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四个热点问题,反思传统司法鉴定观念根源,以期完善鉴定证据制度的科学构建。     

UCP600对我国出口贸易操作的影响

在中国近万亿美元的出口贸易中,信用证结算的金额大约占30%左右。作为信用证领域的新规则UCP600于2007年7月1日已正式生效,UCP600与UCP500相比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内容上都有较大改动,这必将对出口贸易操作带来广泛的影响。现从UCP600的修订与主要创新入手分析UCP600对出口贸易操作的影响及出口商在使用UCP600时应注意的问题。     

论船舶所有权变动涉及第三人的几个问题

《海商法》确立了船舶所有权人的权利保护边界和第三人利益保护的规则,但在保护第三人利益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通过论述船舶所有权变动对不同的船舶担保物权人的影响,指出船舶所有权转移时间的确定与第三人利益密切相关,同时对《海商法》的修改提出建议。     

民事证据披露规则的构建

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虽已包含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披露规则的基本因素 ,但在民事诉讼立法上民事证据披露尚未作为独立的证据规则予以确立 ,且证据交换集中披露证据在程序上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文章阐述了民事证据披露规则的基本内容和两大法系民事证据披露模式 ,对证据披露规则设立依据进行法理分析 ,并就我国民事证据披露规则的构建和完善提出初步的构思。     

审查逮捕司法化改革的模式定位

域外羁押审查可以概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职权主义模式将是否羁押视为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项,当事人主义模式则是法院被动听审。我国审查逮捕立法与听证化改革均未赋予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的权限,导致无论是历次修法还是当前的听证化改革,都因缺乏对模式的准确定位而陷入纯技术性的调整。我国的审查逮捕司法化改革,应当首先探讨模式定位问题,在回归职权主义本来内涵的前提下,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调查权,并最终建立程序密度高低有致的差序审查格局,而不应当将改革重点放在对有限案件如何进行对审审理之上。     

透视我国外资法的修改

自1979年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至今,我国已颁布200多项鼓励、引导、管理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相对健全的国际投资法制环境。但有些规定不符合《TRIMs协议》的要求,为了适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我国根据《TRIMs协议》和对外承诺,对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从中可以预测我国外资法的发展方向。     

论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评《民法典(草案)》第九编第11条

一国依据冲突规范适用某一外国法时,如果该外国法与本国公共秩序相抵触,则可援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或限制该外国法的适用,保护本国的根本利益.但如果滥用公共秩序保留,则会适得其反.我国<民法典(草案)>虽然确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但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TRIPS协定》与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问题

WTO框架下《TRIPS协定》对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刑法》虽已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作出了专门的规定,但与《TRIPS协定》相比较,我国著作权的刑事立法在罪名的设置、保护范围和定罪量刑标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为此,应根据WTO规则对我国刑事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