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中国农村结构

以“社会主义自耕农”(承包户)为支柱而形成的各种“专业户”,正是把人民公社经济改组为合作经济,使中国的农村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并使中国的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由于“包干到户”使农民的直接利益和农业生产成果密切连接,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从中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是变化的物质基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所作的安徽省滁县地区的农村调查表明,农民的生活费和生产费(包括固定资产),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是     

建国初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农民教育的效果为中心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乡村的农民进行了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的思想文化教育和业余文化教育,使得乡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乡村社会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农民职业的分化、心理的转变、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社会风气的变化等,这些改变有利于国家政权的施政,为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条件。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会上作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决议,为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一直以来,“三农问题”既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生计的根本性问题。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经济建设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自治、法治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与城市化建设步伐都在加快,我国的乡村社会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和面貌,原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已经难以满足乡村振兴战略落实需求。对此,本文探究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会治理途径。     

乡民自治：农村治理模式的一种选择

农村治理中的种种问题在本质上是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表现,进一步厘清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给农民更广阔的自由生存、自主发展的空间,是改善农村治理的关键。因此,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民自治”,改变目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从体制上消除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最集中的载体,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中国农民利益表达途径的历史考察——基于国家和乡村关系的视角

在中国的皇权社会,农民没有与国家权力之间进行沟通的直接通道,而形成以乡绅为主的乡村内部利益协调机制;在民国及国民党政权时期,由于国家规模的扩张远大于其财政能力,因此国家政权的下沉导致了"经纪型体制",催生了乡村"赢利型经纪";在解放后的人民公社时期,采取的是"集约式乡村动员机制"的利益表达参与机制,农民的利益表达被虚化和隐蔽;在当前的村民自治时期,形成了包容性较大的多元化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但存在表达渠道不畅和欠缺等问题,仍有很大成长空间,因此当前情况下需要不断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放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体现了上层的国家主张和下层农民实践的相互博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划乡建政、民主建政及土地改革运动构建了乡村基层政权,是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起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由最初的自愿被不断强化的社会动员和强制所取代,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建构也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向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大跃进”中催生的人民公社标志着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步步地将外在于政治的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对乡村社会真正而有效的控制.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治理基本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政权下乡"革命时期、"政社合一"建设时期、"乡政村治"改革时期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得以优化、乡村治理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乡村治理实践做法不断创新.回顾历史,中国乡村治理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的经验在于:治理目标上,始终着眼于乡村稳定和发展;治理理念上,牢牢锚定农民的根本利益;治理主体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治理模式上,自觉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紧紧围绕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着眼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营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走好乡村善治之路.     

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与启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谈起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农民与土地关系视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抓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的解决成为党把乡村群众引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提,改变了农民“一盘散沙”的传统局面,从而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解决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成为贯穿保障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脉,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政治上得到彻底翻身,进而通过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带领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民与土地关系成为开启中国农村改革的金钥匙,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改革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农民与土地关系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线,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吹响了发展乡村、振兴乡村的号角。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带来的深刻启迪是：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重塑农民与土地关系,是今后解决农民的生存、保障和发展问题的必然逻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问题所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党领导乡村治理遵循"党的领导-乡村治理-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经历渗透动员、全面领导、还权赋能、减负放活和协商共治五个阶段。坚持完善党的乡村组织建设,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乡村治理的实际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乡村治理道路,是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经验。新时代,完善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需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为归宿,以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为条件,以服务民生为重点,构建党领导的"一核多元、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 对乐户身份的瓦解与重构

自1946年以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土地关系,而且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土改的研究多停留在它对革命战争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上,而对土改的社会意义未予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文章以山西省壶关县乐户为例,通过土地改革对乐户贱民身份的瓦解与重构、实现从贱民到农民的转变这一史实,对土改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从村治到乡政:乡村管理的第二次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 ,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为“乡政村治”。近 2 0年来 ,伴随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 ,村治发生了重大变迁 ,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 ,由此构成乡村管理第一次制度创新的主要成果。但是 ,作为国家政权基础部分的乡政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 ,从而严重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发展和乡村的有效治理。为此 ,乡村管理必须进行第二次制度创新 ,其重点就是改革和创新乡政     

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干预

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外部性等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政府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市场的介入成为必须。政府政策目标与农村合作金融又存在利益冲突,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国政府对农村合作金融市场实施干预的路径选择主要有三种,要因时而异。     

宅基地使用权审批制度研究

农村的实际情况与法律规定的审批制度有较大的差距,宅基地使用权审批制度应该从实用性和中国国情出发。县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宅基地使用权审批行为应当是以依职权确认为主、依申请确认为辅的行政确认。体制改革应贯彻村级组织决定原则,县级审核、省市规划、加强监督原则,加强宣传教育原则。     

政府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定位

农村公共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征,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长期以来我国采用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能,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为当务之急。分析了政府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应承担的主导作用、监管职责、统筹规划职能、扶持职责和法律保障职责。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贫困的消除

社会排斥描述的是一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多年来政府一直是消除农村贫困的惟一主体.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身处国家体制外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城郊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职能完善的对策——基于河北省邢台县南石门镇政府职能的调查

邢台县南石门镇是典型的城郊结合部。通过对该镇政府职能行使情况的调查,对当前城郊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职能存在的诸如对经济发展宏观指导不足、对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对农村建设缺乏科学引导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强公共服务职能、科学处理乡村关系等措施以推进其政府职能完善,推进城郊农村的科学发展。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模式及价值取向研究

农村体育是随着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而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课题。通过对农村体育的缘起、农村体育的研究历程进行研究,认为政府社团、小城镇模式和学校体育模式是我国农村体育的主要发展模式。农村“小村落”文化的传统价值与农村体育发展模式的融合是其核心价值取向。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农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

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占我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通过对国际上具有典型意义国家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立法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均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将强制参保作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保证医疗保障制度能够普遍性覆盖全部农民等。我国在农村医疗保障立法方面较为滞后,现行法律体系层次低,且在实施和监督方面存在立法缺陷。因此,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坚持公平优先的立法原则并强化政府在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中的作用。     

华洋义赈会工赈救灾活动析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介绍防灾思想,并将其付之于实践,这些被证明是二三十年代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华洋义赈会工赈实践活动中,可以透视出民国乡村士绅的作用及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国家衰败情势下,民间力量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