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民的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现代民族以自然主义的民族为基础，但其实质在于公民自由。在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包含着公民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即内在具有现代公民的普遍主义与民族特殊主义两重因素。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欧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从公民普遍主义发展出来的不仅仅是欧盟，而且应当有着更为意义深远的人类价值目标，那就是世界公民社会。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公民身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不同认知成为新共和主义兴盛的推动力。绘制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同发轫及其在后来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可以廓清其内在紧张。多重传统的内在紧张使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但选择性传承却又为其新生平铺道路。新共和主义者争夺其古典资源的原因在于,固守某种传统模式而无视其发轫的多重性和传承进程中的选择性。     

论西方公民身份的三重维度——兼评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

公民身份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轴,但主导西方两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法律规定的个体权利是公民身份的核心维度,而忽视了公民身份的道德维度和行动维度,导致西方社会个体主义盛行,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缺失及公民参与冷漠等社会现实问题。而积极的公民身份在本质上不能用单一的法律规定、道德价值和行动框架来界定,而必须实现三者的相融。这也是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消极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极力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培育社群认同基础上的公民美德,倡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要旨所在。但西方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相互较量与争论,并无本质区别,最终目的是为解决西方现实问题寻找不同的路径。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变奏——政治哲学影响下的美国学校价值教育

当代美国学校价值教育受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深刻影响。自由主义以个体权利为中心的基本理念、政治中立的立场、对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尊重与宽容及对个体自治的强调,深刻地影响着公立学校价值教育的目标定位、基本原则和方法选择。而社群主义为批判地审视自由主义价值观提供了理论参照,重新唤起了对社会价值观和个体的社会责任在学校教育中重要地位的关注,使重塑公民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成为美国价值教育的重要议题,同时社群主义对公民美德的重述也为价值教育提供了一种基于公民品格塑造的路径。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理论修复和二者之间的融合发展,影响着美国学校价值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当代美国学校价值教育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在多元政治哲学的变奏中,力图淬炼某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价值理念。     

卢梭公民理论探析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理论中提出了公民概念,并将公民和自然人、臣民、人民做出区分。卢梭认为,公民是主权权威的积极参与者,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卢梭还在公民和法治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认为法律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同时公民必须服从法律的统治;卢梭还赋予了公民以道德人格,把公民美德作为共和国良性运转的内在要求。围绕卢梭的公民理论,人们展开了关于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既能保障个人享有充分自由权利,又能维护共同体稳定的秩序     

论政策网络的价值维度

20世纪70年代以降,政策网络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政策网络试图摆脱传统政策分析中多元主义与统合主义分离的桎梏,搭建起政策分析的崭新理论平台。政策网络研究主要有政策分析与社会治理两条途径,后者由于回应了社会治道变革的要求而逐渐成为研究的主流。政策网络实质上反映了对社会治理全新模式的期待,对社会资本积累和转化的思考和成熟、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吁求。     

20世纪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价值分歧与论争

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交织着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歧与论争。以批判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为起点,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极力挖掘自由正义规则之外的公民德性的现代价值,主张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主张基于社群认同的共同善优先于个体权利,主张培育公民美德,试图构建积极的公民身份理论。三者的争论加大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内部张力,助推了当下西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论政策网络的价值维度

20世纪70年代以降，政策网络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政策网络试图摆脱传统政策分析中多元主义与统合主义分离的桎梏，搭建起政策分析的崭新理论平台。政策网络研究主要有政策分析与社会治理两条途径，后者由于回应了社会治道变革的要求而逐渐成为研究的主流。政策网络实质上反映了对社会治理全新模式的期待，对社会资本积累和转化的思考和成熟、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吁求。     

协商民主及其宪政价值——以支持政治协商制度为视角

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公民社会为背景,以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等为理论渊源的重要民主形式;它与立宪政治在生存条件、运行范式和精神意蕴等方面具有诸多契合;它在弥补自由民主之缺陷、促进权力秩序之合理化和推动公民文化之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宪政价值。借助于协商民主及其宪政价值之研究,重新审视政治协商制度的宪政地位,对于支持和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研究

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理论既是在理性人对自我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也是在政治人客观的社会认同需要、自我价值展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目标,共和主义建立了一套自洽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实现机制,即通过榜样示范,促进公民美德的发展,提升全社会增进公共利益的意识与能力。通过责任政府,建设合作社会,多种机制共同促进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提升公民身份的含金量,增强共和国的吸引力,促进民众对共和国事业和公共利益的认同。通过论辩与协商沟通民意,提升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唯物史观新探

在人类历史进入风险社会以后,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反思日益热烈,有关风险社会的理论也迅速从西方传入中国,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关于风险与风险社会的理论却不能直接拿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风险及相关问题。为此,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理论进行重新认知和阐释,并对二者重新做出阐释和分类,这将为发展唯物史观和重新认识风险与风险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并为我国社会发展中进行风险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

文章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理论的起源、发展以及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指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在理论内容、理论立场、理论方法上具有内在的承接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贝克的风险社会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奠基人,他开创了从风险社会视角分析当今人类社会深刻变迁的新思路,开启了风险社会研究的当代转向.贝克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风险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并积极探寻风险社会的出路.当前阶段,中国已进入高风险社会时代,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迫切需要我们借鉴贝克的风险社会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美好理想和愿景变成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文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根本任务、总体布局、党的执政方略以及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管理手段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意蕴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探讨了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的问题,所探讨的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方法、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三个方面开创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先河.     

作为工具的法律与作为目的的法律——近现代法律的"目的论"与"工具说"

一个社会若要形成稳定的法治社会，法律的目的性必然超载它的工具性。而这种目的性必然是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建立在人的发展之上的社会的发展。脱离开这一目的性，或是各个法律间不能构建同一的目的性，法律治理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法学思想与西方的法律传统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法律需要有这样的目的：这是西方传统的法律精神。如果这种目的性丧失了，法律与法治就毫无意义可言，这是马克思法学思想的核心。社会中人的发展是这两种思想的核心。因此，将目的说与工具说并列起来，或者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看法与做法其实是对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传统的误解与误读。法律确实是具有“剑”（暴力）的特性，但是它是掌握在“正义女神”的手中，它是从属于法律的目的性，如果没有了目的性，只剩下单一的暴力性，法律治理的时代也将终结。工具说不足以成就法律的治理。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是有多种社会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的发展既是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人类有意识参与的、不断进步的过程。社会有机体根源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线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从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性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断深化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建设领域的开拓性研究——陆学艺社会建设思想述要

近20年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陆学艺在社会建设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陆学艺社会建设思想可以概述为10个方面：社会建设滞后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重点应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协调问题;中国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社会建设要明确主要任务和发展阶段;现阶段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调整社会结构;社会体制改革是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好社会建设;社会建设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社会建设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和世界现代化大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在中国社会建设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探索,则是由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开此先河。提出社会建设理论,对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充分发掘各行各业共产党员的潜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做好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又要做好与社会建设相衔接相协调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