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士人心态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困境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受到士人心态的严重影响。一部分士人思想保守、思维僵化,在时代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固守传统,拒绝接受传统教育的任何变化。另一部分士人虽然意识到教育变革的必然性,但迫切追求富强的心理,再加上过度的自我心理约束,使他们在教育变革上顾虑重重。这两种心态都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产生了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困境与晚清士人心态有很大关系。文章力图从19世纪下半叶士人心态的视角,考察心态问题对晚清教育变革的影响,以加深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     

“吹香自满骚人国”——论南士的橘之书写与士人心态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橘以其浓郁的南方地域性,成为南士笔下典型的南国景观,常用于建构独具南方地域特色的文本空间。在文学地理学的视域下,南士的橘之书写主要是下列诸因素的“结晶”：先秦时期“南橘北枳”的故事集中地反映出橘与南方地域性的紧密绾结,橘成为区分南北的标志性景观;而自从楚人屈原吟哦《橘颂》,作为首篇南士言橘的文学作品,肇始了南士与南橘之间殊相契合的心物主客关系;南北之别以及南士身处其中的空间定位,牵动着南士的仕宦浮沉与人生悲喜,橘成为承载南士地域性的思想情感并使之形象化的文本空间显性建构要素,摅发南土地方认同、寻求王朝政治参与成为橘之书写的重要驱动力。     

古代士人阶层与中国小说观念

士人阶层是儒家知识体系的传播者,其根本的角色意识就是对儒家价值信念和人文理想的信奉和坚守,并从而成为政教意识形态信念的担当者和代言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他们以道的传承为目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治"制度,在这个文学观念的坐标系中,诗文处于核心地位,而小说一方面则因其"道听途说"的嫌疑为士人阶层所不齿,一方面,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却迎合着士人阶层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诉求的表达意愿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也随着小说自身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其现代化的转换.     

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罗宗强先生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著名学者,其独树一帜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在融合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以及打通文史哲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其治学精神和学术追求、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显示了大家风范.     

宋代士人的生存环境及其处世心态——兼论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立国之初 ,即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裁抑武臣 ,优渥文士 ,高其官职 ,厚其俸禄 ;同时 ,改革并完善科举制度 ,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士人的仕进之路大为改善 ;而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又拉动了社会文化 (特别是俗文化 )的消费。于是 ,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意识膨胀 ,纵情享乐之风炽盛。与之相应 ,文学创作中“感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被淡化 ,而“艳科”词却在世俗享乐之风的刺激下繁荣起来。但是 ,宋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强化 ,又束缚、压抑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为缓解这种压抑和束缚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文人士大夫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个性自由的追求进行重新整合 ,既重外部事功 ,又重内在修养 ,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并行不悖。相应地 ,宋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享乐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略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思路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应该注意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中国社会思想本身的特征以及表述的体例问题。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风与俗、文与质、现实与理想等几对范畴,可作为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基本思路。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多元学科研究与中国思想史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的文学观念与散文传统形成之关系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在参加拓跋氏政权之后,由于与鲜卑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导致难以避免的猜疑和误会,使得他们的处境极为艰难。汉族士人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家族的势力和延续,有意放弃吟咏性情、抒写心志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勤著述”的家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拓跋鲜卑政权在选拔汉族官员时,以善天文谶纬者为优先,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兵法风角、天文秘纬,对士人的文学才能视而不见。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文学创作上长于笔而疏于文,对北魏散文崇尚简洁注重实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左翼文学思潮和世界华文文学

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台港、海外的左翼华文文学思潮分别发生于殖民统治、国民党统治、资本主义制度、民族主义国家等各种境遇中,以其丰富多样的形态,构成了台港、海外华文文学传统的重要方面。台港、海外左翼华文文学始终以在野的处境、边缘的地位、民间的生存方式保留、发展了左翼文学的现实批判立场,并在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中避免了政治性预设价值的根本性宰制,其历史经验拓展和加深了人们对作为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理论核心的左翼现实主义的认识。     

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从方法论的视角审视,20年来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史料学研究带有文化学的色彩,二是历史文化学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三是理论著作带有综合性的特点。由此启迪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大致趋向:唐代文学文化史视角的多元化拓展,文史结合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学术视野的国际化,新材料的发现与新问题的探求。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所谓社会史,就是研究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研究上述关系的演进及其所存续的外在环境的交换状态,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社会史既是专史,又是总体史。就中国古代社会史而言,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人与群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三个基点,而且三个基点的展开都是遵循着从下而上和自内而外两个视角进行的。古代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人与群体,首先是作为自然人而非政治人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制度与政权中的人,其次才是被追加了种种身份与地位。社会史的研究是由民间群体与民间自然人为起点,有着自己明晰的区界与内涵,以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     

司法调解中民间规范作用的社会心理机制

司法调解是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民间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建立了沟通的平台,有助于法官把握案情、拟定调解方案以及促进调解协议的履行。民间规范的这些作用方式又与司法调解中各参与者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这些社会心理机制具体包括个体决策、＂和为贵＂以及服从权威三个方面的内容。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来源与发展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理性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最早起源于古代希腊,在近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产生了怀疑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等多种表现形式。到了现代,科学主义又以实证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形式出现。它不仅深深影响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且对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学史: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把一般的史料研究与一般的审美评价汇集到一起,并不能保证文学史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该把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研究和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区别开来,寻找属于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特殊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学史研究概括为是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

中国当代社会史,本是社会史研究范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却未跟上社会史前进的脚步,在理论探讨、问题意识、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等方面,都与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研究存在着较大差距。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善。从当代社会史的理论探讨、具体研究状况、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三个方面,对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作一学术总结。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泰国政局中的政治三角:军队、技术官僚、公众社会

素有"微笑的国度"、"千佛之国"等美誉的泰国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以来,国家的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其中原委耐人寻味。对泰国政局变动的研究有多方面的视角,文章从政治力学的角度,通过对构建泰国政治大厦的三个支柱性政治角色互动关系的分析,从而剖析泰国政局动荡的真正原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来预测未来泰国政局的趋向。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