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中的"非主流"文学

当代文学史著中对于20世纪50-70年代"非主流"文学的关注折射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重新激活当代的某些文学事实,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图景,对于重新"返回"历史情境,深入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起到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留下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诸如某些作品在写作时间认定上的问题、有关文本阐释空间的问题、对"非主流"文学本质化的理解以及进一步厘清各种复杂的文学史概念的问题等.     

论台港澳文学如何入史

台港澳文学的特殊性、复杂性与差异性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容,某些时期还与大陆文学构成了潜在互补.文学史的写作不仅要纳入更要整合台港澳文学,而大陆和台港澳文学间的有效整合则是困扰文学史写作的关键所在.文章认为按照"经典化"、"互补性"和"一体多元"等原则进行整合,台港澳文学不仅能够入史且能与各系统间实现"无缝对接".     

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考察了“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认为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     

大众读者批评与"80后"的文学史价值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六十年沧桑: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与"回归"——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文学史表述为例

文学史家写作曾很长时间比附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主体精神缺失后的"失语"."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经沉浮.我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的文学史表述的考察,可以探析文学史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关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写作中文学史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失落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集体"失语"与"回归"的原因,进而给今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以启示和借鉴.     

面向文学史"说话"的福柯--也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问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 ,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重新发掘和评价 ,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 ,可以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方法 ,运用于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原则、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探索 ,并提出将“知识考古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方式。但由于对二者语境化的处理和对知识 ( savoir)这一环节的忽视 ,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读、误用 ,使得人们对这种探讨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     

文学发展机制与重写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百年写作的缺憾 ,文艺发展论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文学发展的因素和机制 ,赋予文学史写作的审美的历史社会学方法 ,对文学史的结构、模式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范本。以审美理想范型作为文学史结构的核心范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也能够在一本文学史里形成多样的模式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精神"的世界史

黑格尔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大师.他构筑了一个哲学的世界史体系.这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以"人是否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在什么程度上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为主线,探讨了世界史的发展历程.他的历史哲学的意义不在于所构筑的世界体系本身,而在于他强调人的认识主体的作用,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是可以随着变化了的形势而不断提升的.他的这一思想对以后的历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贯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意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只是一种“个人叙事”,也就是说 ,它只是从个人学习经验的狭窄角度出发 ,表达自己面临困惑与紧张时的一种“自言自语”。之所以有必要把它拿到公共学术场合进行讨论 ,目的仅仅是期望得到师长和专家的指教。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当做一个“问题”提出 ,可能本身就是 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科不断发展的标志之一。但这个假设需要论证。我们必须追问 :把这两种不同研究视角和阐述理路结合起来的潜在动机和实际意义是什么 ?其目的在于为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建设提供较清晰的分析前提。在一个消极的角度上 ,“思想史与社…     

“历史”的本真含义与哲学史的入史标准

哲学史为真正的哲学家所创造.但以往的哲学史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客观态度和严格的人物品评,存在哲学史人物与哲学人物混淆不清而降低入史门槛的现象.其要害不在于是否吝啬笔墨和美名,而在于世道人心之教化.如何写作哲学史暗示一个民族的学术品位、学术价值观、学术方法、学术评价规范等,构成一种学术理念宣言,深远地影响着学术走向和学术生态.本文以时间就是存在的变化这一立论为切入点,彻底取消一切无变化事物的历史属性,从而证明只有哲学创新事件才构造出哲学这一主观精神存在领域的时间,形成哲学史.因此,只有那些取得理论创新成果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哲学史而成为哲学史人物.在理论创新标准的严格界定条件下,某种哲学史可能会变得相对简约.     

从俗讲到说话——俗讲发展史略述

俗讲作为古代说话艺术的前期发展,对后来的说话影响深远。本文简要叙述了俗讲的发展史,从它的发生发展到它的衰落嬗变,简述了它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特征;从它最初的宗教功能到它后期阶段的娱乐商业性质,简要探讨了中国古代说话艺术的演化轨迹。     

"通鉴"类史书:中国讲史小说之前源

《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等“通鉴”类史书 ,可以说是中国长篇讲史小说的前源或母体。宋元讲史 ,讲述的就是“《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明清历史演义在题材内容、编撰思想、章回体式、叙事结构及战争描写等方面 ,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鉴”类史书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既与宋元以来“通鉴”类史书的普遍流行和通俗历史教育的普及有关 ,同时更与小说艺术的自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认识到这一点 ,才庶几可以更好地把握古代长篇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发生、发展的某些历史规律 ,理解其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的艺术特征。     

胡适的"接受史"

分析有关胡适的研究、评论、出版等情况可以发现,胡适被阅读、被接受的历史曲折跌宕,其背后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文化风尚、审美需求、传播手段等的变迁引人深思.从学术研究开始,"胡适"被不断地建构、不断地借用,现已成为经典、偶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引起知识阶层广泛的共鸣,从而成为某种象征而被争相效仿.研究胡适的"接受史"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论作为思想史的科学"范式"

库恩的"范式"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哲学启发力,但是由于这个范式是建立在西方科学基础之上的概括与说明,因而不能很好地应用于西方科学以外的科学类型,从而未能真正找到不同科学范式得以确立的内在依据和标准.为此,必须以历史上发生的全部科学思想为前提,从范式的高度对以"时间"和"空间"为硬核的东西方两类科学思想体系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论证.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范式的解释力.     

百年来传奇戏曲史研究论略

传奇史作为戏曲专史,反映了传奇戏曲研究的时代成果。20世纪传奇史研究分为初建期、立体化时期和高潮期三个阶段。传奇史研究在史著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呈现逐步深入的趋势,但对传奇的价值和品格把握尚显不足,理论的整合也需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