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传统"的自我呈现

新世纪之初关于新诗传统的论争既是百年新诗发展中不断引发争议的核心议题,也与20世纪90年代诗歌面临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这个问题的探索价值与诗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本文通过辨析传统,回答新诗有无传统及客观论述新诗得失的方式来拓展视野,在透过现象抵达本质的过程中让新诗传统得以自我呈现。     

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

认同危机是百年汉语新诗面临的核心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语新诗自身的问题。汉语新诗没有从根本上从现代汉语的语境出发来建构文体内涵。从肇始期就固执地坚持模仿域外诗歌,放弃了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建构。过于注重诗学理论体系的营造,相对忽视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理论与文本的本末倒置的扭曲现象。正是这些违背诗歌基本发展规律的做法,引致了汉语新诗的百年迷途。     

新诗本体论

新诗本体论包括时间、空间、文化三个理论视角:从时间视角出发探析新诗这转型期的艺术,可通过转型期诗人依据体验决定创作方法的发展态势,看出散文美趋势、意象美原则、社会美理想三要素塑造出新诗处于转型期的阶段性特色;从空间视角出发探索两岸三地诗人共同体验,可以发现20世纪的百年悲欢决定华夏诗歌的艺术追求,尤其是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悲剧体验,孕育出世纪性的诗歌经典;从文化视角出发探究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看出内地和海外诗人的审美视野都聚焦于文化转型,而摆动于“世界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新诗艺术,则表现出开拓与整合交替进行的主导倾向。     

百年新诗的民间话语研究视角

回顾百年新诗,必须回到五四"反传统"起点,来做重新的思考和审视。"民间"话语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十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五四以来,新诗正是借助源于"传统"的民间话语,很好地弥合了与古典诗歌传统的裂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性品格,实现了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百年跨越。但同时,民间话语又给新诗带来了一些缺憾和问题,需要我们客观地对其有效性与复杂性予以正视和辨析。     

《少年中国》与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确立

彻底否定中国传统诗歌,弃置中国传统诗歌的一切审美原则,使得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的新诗理论先天性缺养。《少年中国》在重新审视传统的基础上,不但找到了胡适理论模式的缺陷及其症结所在,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纠正胡适理论模式的理论设想。《少年中国》对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开拓与确立,功不可没。     

新诗的"维新"与传统的"魔咒"

论及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人们自然就会追问:新诗如何拒斥或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新诗是否有、是否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如果有,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新诗二次革命":理论促变胜于自然进化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现代时间与新诗

现代时间及其所引致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融入是新诗现代性认识的重要纬度,它是新诗从思潮到语言表述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本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诗在面对域外诗歌和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传统压力下获得自我认知的重要尺度。但同时,以“新”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价值观念也给新诗带来了空前的窘境,限制了新诗从审美规范到语言表达的积累。     

新诗标准的现代性建构及其反思

新诗标准问题是百年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从现代性维度来看,其标准的形成在现代性中遇到了挑战,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范式之间的冲突,新诗审美价值取向的摇摆等多种因素,都对新诗文体规范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这是新诗现代性本身的后果之一,也是我们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方面.而新诗标准和文体规范的建构,需要在"新诗标准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系统"、"新诗标准建构取决于诗歌审美价值标准"、"新诗标准建构需要直面现代性的反思性"等几方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