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宗统”与“君统”的斗争——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的忠孝观念.经历了从忠于宗族到忠于国家政治,再发展到忠于君主个人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中,经夏商二代至西周时期臻于完备.在此阶段的忠孝观念中.尊尊与亲亲合为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忠与孝合为一体.童书业先生概括为:“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笔者以为.‘忠’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演化成为绝对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观念,主要还是指忠于新出现的国家官僚政治.包括忠于公事、忠于民、忠于职守等内涵.为行文方便计,仍称之为“君统”.从宗族依附之忠发展到国家政治之忠,是忠与孝的分离过程.也是君统与宗统之间斗争冲突进而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从春秋时代算起.经过战国、秦代.直至汉代前期方告完成.换言之.三代以来忠统于孝的忠孝一体.经过春秋     

关于周代宗法制度的两个问题

本文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新视角来阐明周代宗法制度的两个问题 :(1)中国早期国家不是纯粹的地域性结构 ,而具有家长制家族组织的某些特征。这是周代宗法制度存在的基础。但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自卑别于尊” ,“自尊别于卑” ,强调的是君主与同姓家族其他成员的政治尊卑 ,而不是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是第二位的。 (2 )国家是地域性组织 ,君统是国家政权的承传系统 ,由它决定的君臣关系是政治关系 ;家族是血亲组织 ,宗统是家族组织的承传系统 ,由它决定的宗法关系是血缘关系。周代界定君统与宗统关系的原则 ,是“门内之治恩义 ,门外之治义断恩” ,即宗统不能上达于天子、诸侯 ,君统也不能下达于卿大夫、士     

“家国同构论”的重新审视——以周代国家秩序构建为中心

对20世纪有关“家国同构论”各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关键，也是重建以“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根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以家国关系为根本问题，以中国周代国家理论构建为核心，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思考家国文化如何通过调和亲亲与尊尊维系中华政治文明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中国国家理论构建如何返古开新。作为宗法意义上的“家”体现了以亲亲为本、以尊尊损益亲亲的“齐家”文化。从“宗统”到“君统”体现了以尊尊为本、以家拟国的治国文化。“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体现了封建制中家与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复合治理结构。     

金文所见商周宗族秩序的建构

通过商周金文中所见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伯/叔侄关系、在世者与其故去直系祖先关系、宗族首领与宗族子弟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出商周时期贵族宗族内部,宗统和君统是合二为一的,亲缘关系的政治化非常显著。但战国之后,这种显著的宗法关系逐渐发生转变,亲缘关系的政治化大为弱化,用于宗主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君臣称谓逐渐消失,君臣关系逐渐固化为国君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等级称谓,这是后世君权发展的必然。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平等与富民：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析略

礼制是维护宗法制度稳定运行的要件。谭嗣同早期宗法礼制思想以议礼为主，在“器体道用”观指导下进行的对晚清社会没落宗法与异化礼教的批判是其思想主线。从“继别为宗”结构下失衡的尊亲关系出发，他初步提出“不分嫡庶，皆称别子”的宗统设想；通过溯源“为人后”到兼祧制的历史与礼典根基，他批判晚清独子出继与兼祧引发的社会乱象。他变通的宗法观旨在提升个体的平等，“复于古”的礼观又将富民的民生问题放置于礼教之先。最终，以倡民权、兴民生为旨归的宗法礼制思想显现出“礼情并蓄”的人文色彩。     

“人教”文化与古代文化

<正> 宗法是宗族以内的一种法权关系,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决定政治、经济、军事、祭祀特权的一种等级制度。①它萌芽于龙山文化晚期,形成于夏商,完备于周代,②以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瓴域,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宗法文化系统,古代文论处在这个系统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法文化的系统质。本文认为,宗法文化主要是通过“人教”文化、“向心”文化、“征古”文化、“天人合一”这样一些文化形态对古代文论发生影响的,它影响所及,广被古代文论的方法论与价值论、术语系统与思想系统。本文考察“人教”文化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论“统”和“分”的合理性

在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如何正确处理“统”和“分”的关系是一个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片面性是必须纠正的。一种认为分户经营越多,责任制越落实,因而只愿讲“分”,不愿讲“统”,认为一“统”就“死”。另一种认为只有统一经营才是社会主义,因而对“分”不感兴趣,想把什么都要“统”起来。这两种认识,各走极端,都不利于生产责任制的完善,不利于生产发展。在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保持公有的前提下,生产组织方式何者该“统”,何者要“分”,     

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

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新出应公鼎,其铭文有重新释读的必要,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促使今人对周人是否行日名之制、周代宗统君统之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该器铭文的"籫"字,属祭祀动词,其义或与进献稻粱祭祀祖神相关."珷帝日丁"是指周武王.武王以日名为称,纯属个别现象,既不能说明应国始终行日名之制,更无法证明姬周王室有类似习俗.综观文献及相关铜器铭文资料,西周及春秋时期并无后世礼家所谓的"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之礼制.     

居延汉简中的“社”及其源流

原始氏族的“宗教活动”,是以集体的祭奠活动为主要内容,它的存在积极地影响着、维系着氏族本身已经十分微弱的联系纽带,在此纽带之内的成员们的祭祀活动,我国史书典籍中多称为“社”祭。“社”既由以农业为其主要经济部门的氏族脱胎而来,所以,春秋战国往往用“社稷”一词代表国家,最初,似应指氏族实体,与原始公社不无关系。由于新兴的奴隶制“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对立的”,这种对立性也就决定了“社”——氏族制宗教活动的残余形式与国家政权间的矛盾的绝对性与发展过程中统一的相对性、暂时性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波浪式的、渐进的始终贯穿在各阶级社会形态之中。     

汉语语音发展中的“分”与“合”——学习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的一点体会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指出:“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运用列宁的这一论断来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时,为了简明易解,人们往往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两句话来加以概括。前者强调的是“分”,指斗争;后者强调的是“合”,指统一。既斗争又统一,既分又合,事物就得到了发展。     

“民贵君轻”说的盲点及其他——兼与“以人为本”比较

“民贵君轻”不是一个命题而只是一个话题，是孟轲由此出发来肯定其核心观点“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由头。这种“得乎……而为……”句式，潜藏着以民为工具而以天子为本的奥秘。它与“养民”说、“诛一夫”说，与“王道”“仁政”和“与民同忧同乐”主张相表里，贯穿了《孟子》全书。作为口头禅的“民贵君轻”，就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盲点。它遮蔽了此话题所有关于“以天子为本”的实质内容。为深入考察，本文分析了孟轲的教育背景、游说对象和心理动机，也追溯了孟轲之前“民为邦本”说、“民为君本”说和所谓的“以民为本”说之源头．指出了其间一脉相承的联系。与此同时，还将具有宗法性和皇权主义特征的“民贵君轻”说与具有现代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以人为本”施政理念做了比较，并说明了根本差异。     

儒家的身份伦理与中国社会的准身份化

中国社会是以血缘宗法为纽带、以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家族样式”的组织结构,所以在伦理生活的范围内,身份和角色的规范十分重要.儒家根据人格血统、宗法等级以及道德义务差分而确立的身份伦理,实际是作为不同角色的自我界定和社会评价系统,涵化了三个层面的身份体认:一是自我身名意识,即对不同人格标准和道德典范的体认;二是群体分殊意识,即对不同身份环境和人伦义务的体认;三是宗法纲常意识,即对各自依附的权力系统和宗法关系的体认.由于身份伦理是以社会关系的阶级差序和等级分殊为基本骨架,身份角色的区隔实际体现了强权关系下权利分配的内在本质.     

关于周代宗法制度中君统与宗统的关系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在周代宗法制度的研究中,关于君统和宗统的关系问题,是争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场争论起源于汉代,是由毛亨和郑玄对于两首《诗》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诗·大雅·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毛传:“为之君,为之大宗。”郑笺:“宗,尊也。公刘虽去邰来迁,群臣从而君之尊之,犹在邰也。《诗·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     

晋国的卿族政治

春 秋时 代 是中 国 历 史 上家 国 由 合 一走 向 分 离 的大 转 折 时 期,晋 国的 卿 族 政 治是 这 一 时 期典 型 的 社 会政治现 象。其于“ 君之 ”又“ 宗之 ”旧例 在 国君 层面 遭到 破 坏之 时,通过 文 公大 分封 及 六卿 制度 的 建立 而确 立 。其不 断 发展的 结 果 是 六卿 集 团 取 代国 君 成 为 统治 系 统 的 中心 ,同 时使 源 于 国 君层 面 的 君 、宗 分 离潮 流 开 始 向卿 大 夫 以 下 各 个层面 扩展 ,最 终 使晋 国分 裂 成为 三个 具有 家 国分 离特 征 的新 型国 家 。     

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下)

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与西方不同,由此形成的传统文化乃至宗教自然具有一系列不同的特点。所谓不同,是与西方宗教相比较而言的,因为这些特点的形成根基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历史环境。(一) 祖先崇拜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制度的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的存在,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夏、商、周三代,政治、经济和宗族结为一体,最后形成自周天子至诸侯、卿大夫、士的垂直结构。经过春秋战国的变革,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则体现为以家族为单位的横向网络。因此,维系宗法关系,就成了稳定人际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途径。关于宗法制,陈梦家说:     

《九歌》“君”、“灵”辨

<正> 《九歌》称神为“君”。如:《湘君》首句曰:“君不行兮夷犹。”王逸注:“君,谓湘君。”《大司命》第五句曰:“君回翔兮以下。”王逸在第二句“纷吾乘兮玄云”下注有“吾,谓大司命也”,因之,不言而喻,这里的“君”也是指大司命。朱熹亦谓:“指神。”蒋骥与朱注同。《东皇太一》末句曰:“君欣欣兮乐康。”王逸注:“神以欢欣,餍饱喜乐。”仍释“君”为“神”。朱熹注:“君,谓神也。”蒋骥亦言:“君谓神。”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去伦理”与“非伦理”：轴心时代的思想轴心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伦理政治的困境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内生性原因。政治＂去＂伦理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本质诉求。其时,革故纳新的先声先驱通过理论的先导与实践的现行挑战合法的权力与权威以粉碎解构旧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非伦理与去伦理则构成思想界的主流,政治社会由宗法伦理的实践样式变革为道义伦理的目标性诉求。     

天命与人生的互贯互通及其实践取向——儒家“天人合一”观与“知行合一”说发微

天人合一”观与“知行合一”说，乃是传统儒学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命题。与现象界形形色色分殊的事物对应，所谓“合一”之“一”，乃是指有着巨大统一性的“本体”；“本体”与“现象”不即不离的关系，实即“一”与“多”互摄互涵的关系，可用“一本万殊”或“理一分殊”来加以概括。超越的天道可以下贯于现实的人生，宇宙论与心性论亦可互释互诠，因而人必须敬德修业，才能尽“人”以合“天”，遂不能不有“知行合一”说的提出，以圆成与“天”一体通贯的生命本体的完整统一。“天”既可指形上超越的本体，也可指形下具象的自然。人能“参赞化育”即意味着“人”与“天”可以合为一个共同的生命创造体。只有以“知”与“行”的完整统一为前提，才能激活“心”与“天”一根而发的活泼创造生机。“天人合一”观一旦转化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必然就能打通形上与形下两重世界，强化人的绝对主体精神，突出“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践向度，唤起天道下贯于人生所彰显出来的强烈神圣感与使命感，活化为人伦道德与生态伦理双重责任的自觉肩负。这既是人生“下学上达”服从内在道德律令显现出来的神圣与庄重，也是“天命”与“人生”打成一片的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