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以可能到现实路径——关于当前哲学对话问题的思考

哲学对话的重要性,在当前已经取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之下,如何加强不同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问题的厘清必须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何以可能谈起,从何以能对话（前提根据）、为什么对话（目的意义）到以什么对话（话题内容）的分析进路,不仅是对话问题的展开逻辑,而且内在地蕴含着对如何来对话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现实路径这一问题的解答。     

从荀子的伦理方案到机器人的伦理草案何以可能?

在不久的未来,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有自主行动的机器人进入人类的伦理社区。机器人跟人类不同的基本之处是前者完全是"伪"的成品。在构造材质上,机器人不属于血气之类,不会偏爱其亲,没有感官之嗜欲,不会以私利私欲争夺逞强,更不会有人情之种种不美。在适当的设计之下,机器人可以成为荀子心目中的"君子"。荀子的伦理方案如何应用于机器人的伦理草案呢?如果以荀子的品德伦理学来建构机器人伦理,就必会是一种着重理性规范,以及强调群体结构的伦理方案。在这个基础上来考量机器人的伦理设计,我们可以运用荀子提出的几个必要品德:专一、恭敬、谨顺、诚、信、忠、义,作为机器人的核心结构。以荀子的理念设计的机器人在人类社会中会扮演服务的角色,遵从人类社会的阶层架构,学习模仿有德君子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这种伦理方案设计出来的机器人当然不会是圣人、明君,但也绝对不会成为暴徒、恐怖分子。这样的机器人应当可以融入人类的社会规范,从而得到人类的信任。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评《资治通鉴》关于唐朝实行两税法的论述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之一。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以年月日为经,顺序记述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事件,是我国编年体古史中的空前巨著,对以后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代史学家都给它以极高的评价。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最高封建统治者     

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一文(作者郭罗基,载于《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5期,以下简称郭文),是一篇在理论和观点上都有严重错误的文章。一郭文的主要错误观点之一,是否认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引导干百万小农走上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硬说从小生产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引导个体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1875年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象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     

人性三题——评《文学理论基础》关于人性的论述

在近几年出版的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中,十四院校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以下简称《基础》)是受到好评的一种。虽然总的说来,它还是属于修修补补的性质,但它毕竟大胆吸收了一些科研新成果,例如它在谈到文学的阶级性时,着重论述了人性。这在建国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书中,恐怕还是创举,是值得欢迎的。遗憾的是:编写者虽然提出了较新的观点,有时又要照顾旧说,于是不能不陷于混乱。下面,笔者就书中涉及到人性的三个问题,试作一点分析和评论。一、人性中是否包括自然属性什么是人性?《基础》回答说:人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它包括人的‘自然属     

从人治到法治──读《沪上法治梦》

《沪上法治梦》是年逾九秩的司法界老前辈何济翔先生的醒世近作。该书是他本人后半生建言犯忌、横遭厄运的实录，也是人治主政、蔑视法治的历史悲剧的缩影。诚如作者所言，把它“当作稗官野史来读，或可补正史之不足”。“此书前稿一度胎死腹中”，幸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同仁将它列入《百年人生丛书》，方得问世。 　　何老与国际著名的法学家杨兆龙教授本系同事。他之所以触“网”沦为右派，与支持杨兆龙关于中国应及时立法的学术论文有很大关系。笔者也是沪上法律界 1957年“阳谋”的受害者，而且劫后又忝为杨兆龙的东床。书中部分内容涉…     

后工业社会何以可能?——贝尔“社会预测探索”的再探索

作为一项社会预测的探索,后工业社会在丹尼尔·贝尔那里成为一个焦点问题。这一概念本身承担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并与反决定论的中轴原理方法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后工业原有的理论色彩弱化,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渐成为一个被随意使用的术语。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史包袱及其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不足,提醒中国学者应审慎对待贝尔的这一特定概念。     

洋务运动史的新探索——评《从闭关到开放》

<正> 洋务运动史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争论最为热烈的课题,成果斐然,令人注目。然而,三中全会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尚无一部全面研究洋务运动的综合性专史。由李时岳、胡滨两位教授合著的《从闭关到开放》一书(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填补了这项空白。在近年来的洋务运动史的讨论中,出现了三派不同观点,一派基本上否定洋务运动,一派肯定前期洋务运动而否定后期洋务运动,一派则基本上肯定洋务运动。李时岳、胡滨是基本上肯定洋务运动这一派的主要代表者。他们在新著《从闭关到开放》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洋务运     

何以《闲话》传到今——评陈西滢的《闲话》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派的散文家,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闲话》依然有艺术魅力。是什么使这些文字能跨越历史流传至今?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陈西滢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这些文字对当时舆论公共空间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民族问题论述的理解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已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时,才会产生出来。《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条件下适应这种新的历史需要而产生的。这时《宣言》产生的社会、阶级和历史条件已经具备。当时的历史发展和民族运动的开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来指导。一时流行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如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等充斥于世,亟需要有一种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革命斗争和民族运动,以代替冒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期间写成了《宣言》,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     

人学何以可能——兼评近年来我国的人学研究

近年来,人学研究在我国呈强劲势头,甚至有学者断言,人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面对这一势头,我们必须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近年的人学研究与80年代人的问题研究有什么不同,具有什么特殊的时代意义?如何评论这种人学研究?究竟什么是人学,人学何以可能? 人学研究的时代特点与意义 80年代以来,人的问题一直是我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主题。90年代以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人的问题和“人学”成为学界研究的两大热点,尤其是人学研究,已成为我国哲学领域的一大景观,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之所以如此,其实质底蕴和时代意义在于: 第一,为了从学术上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的问题研究的得失,综合对人的各方面的研究,克服研究之局限,使研究更具科学性。     

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上)——从马克思到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指向改变世界的哲学,它肯定了人具有改变世界的历史行动的能力,而这就预设了世界的可改变性或非决定性,否则,改变世界就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又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历史决定论,而这在逻辑上就使得改变世界成为不可能或不可理解之事。对于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一矛盾无疑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因而也就成了每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不可避免地关注的核心问题。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到当今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每一重大变化,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一矛盾处理方式的变化。而从当今后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激烈争论来看,这一矛盾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根本性问题。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思想中改变世界的历史行动何以可能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人们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并不成功的解决方案,因而有必要探寻一种更为合理的处理方式。     

《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介评

我国出版的中国和外国美术史书籍,分别是两个不同思维体系的产物,中国美术史多以王朝为架构、汉族美术为基本面,西方美术史以希腊罗马为主源、欧洲美术为中心.两种美术史之间没有中间的有机的联系,两者都构不成有整体观的通贯"东西"的美术史.造成这一文化现象的一个原因是东亚与欧洲之间的西亚、中亚的古代艺术整体研究的缺失.     

《资本论》中关于脑力劳动论述的现实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脑力劳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脑力劳动的论述,对于加快我国四化建设,无疑是有着现实意义的。马克思指出,所有劳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脑、神经的耗费,指的就是人的脑力的支出;肌肉、手的耗费,指的就是人的体力的支出。“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就劳动过程是纯粹的个人劳动过程来说,劳动者在劳动时头脑与手脚并用,既要支出体力也要支出脑力,在这种情况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直接结合在单个劳动者身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     

从社会文明论到社会文明学——评《社会文明学导论》

罗浩波同志的新著<社会文明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下文简称<导论>),对全球化时代社会文明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哲学反思,并初步建构了社会文明学的理论体系.可谓社会文明学研究的拓荒之作,值得学术界予以重视.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对严复《社会通诠》中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辨析

本文从百年前严复所译《社会通诠》一书引起的风波开始,就严复关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论述进行剖析。全文从"问题的缘由"说起,下分翻译问题、思维模式、排外与文明、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等四个部分进行论述,并得出结论:严复是批判封闭式的传统民族主义,赞同开放式的近代民族主义,认为中国民族要挽救危亡,走向富强,光讲民族主义还不行,最根本的是要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融入以近代文明为主导的世界潮流之中。     

评《资治通鉴》关于商鞅变法的论述——论司马光的曲笔之一

《资治通鉴》是宋朝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刘恕、刘邻、范祖禹等的协助下,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写成的一部编年体古史名著。它的出现,对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资治通鉴》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司马光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编阅旧史,旁采小说”,“参考群书,评其异同”,“研精极虑”,“举撮机要”,“抉摘幽隐,校计毫厘”(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之一《进资治通鉴表》)在搜集史料,考订史实上下了很大的工夫。所以《资治通鉴》在史料的可靠性上超过许多正史,已经成为古今许多历史学家的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