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世界的非理性主义建构--浅论王阳明的"心外无物"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观点,一直被冠以“主观唯心主义”的称谓,其实,阳明的“心外无物”乃是于意义世界的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建构,而且,这种建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知行合一”来指向道德实践本身的,这样,这个意义的世界也就完满地被建构起来了。一为阐述上述观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学习录》“岩中花树”的一个广被引用的论辨例子: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何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寂。你来看此花时,则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使知此花不在你心之外。”①很多人…     

王阳明“感应之几”剖析

<正> 一、论证"心外无物"的重要命题王阳明关于"岩中花树"的著名答问,过去许多人只注意到它所论证的"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命题,却忽视了这段话中所隐含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感应之几".据《传习录》下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重估王阳明“心外无物”论的价值——读丁纪《鹅湖诗与四句教》所思所得

丁纪的《鹅湖诗与四句教》一文对阳明学的兴盛表达了忧虑。以“心学”著称的阳明学实则落在了“意”上。“心”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乃至无所不包,却并无对“意”的主宰作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所表达的“心”与“物”的关系,反倒落在了“意”与“物”上。以“意”与“物”的关系而论,阳明学显然没有处理好万事万物的存在问题。心外何以无物,其用意在于为了让人明白亲不存于事亲之外,王阳明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却在义理上顾此失彼。就思想本身的价值而言,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确实被大大高估了。     

王阳明“山中观花”的现象学研究

王阳明与友人“山中观花”的问答,深刻反映其“心外无物”思想,王阳明针对“心外无物”如何容纳客观自然存在物这一难题,直接予以了存在论域的解答。王阳明的思想与胡塞尔对存在信念的悬搁、现象学还原的态度有相通之处。当个体未来看花时,花与心同归于“寂”;当个体来看花时,“此花颜色”对心一时“明白”起来,王阳明这一认识可以用胡塞尔意向性理论中涉及的意识对意向对象的构造作用与对象的视域性显现来进行分析,而“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意味着花的“寂”与“明白”这两种现象都内在于个体意识。通过现象学的视角分析“山中观花”,可进一步理解王阳明对心物关系的看法,更深入认识个体意识与现象世界的关系。     

论“意”在阳明心学中的特殊作用

"意"范畴在阳明心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着特殊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意"贯穿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体系。王阳明通过"意"重新诠释与之关联的"心"、"知"、"物"等范畴,新学说方得以初步确立。并且,"意"在建构致良知、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命题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心学诸多命题得到论证、开展的主要理据之一。     

沈括诗句订误

《全宋诗》册一二卷六八六页八○一八沈括诗句“黄金碾畔绿尘飞 ,碧玉瓯中翠涛起。”(《尝茶》、《学林新编》卷八 )。按 :此非沈括诗句 ,而为范仲淹诗中之句。宋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九 :“范文正《采茶歌》为天下传诵 ,蔡君谟暇日与希文聚话 ,君谟谓公曰 :‘公《采茶歌》脍炙士人之口久矣 ,有少意未完 ,盖公方气豪俊 ,失于思虑耳。’希文曰 :‘何以言之 ?’君谟曰 :‘公之句云 :黄金碾畔绿尘飞 ,碧玉瓯中翠涛起。今茶之绝品 ,其色甚白 ,翠绿乃茶之下者耳。’希文笑谢曰 :‘君善知茶者也 ,此中吾诗病也 ,君意何如 ?’君谟曰 :‘欲革公诗…     

管子学商斠

笫三篇心术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藏。官之分也。心为天君体从命其位正中精气之所自出人者谓之窍九窍眼耳鼻各二口一阴阳窍各一窍气所自藏曰肝曰脾曰肺曰肾与心而为五藏各有府曰(?)曰胃曰心包络曰大肠小肠曰膀胱是为六府府藏精气开窍于上曰五官一目二耳三鼻四口五舌分司视聴(?)觉及言食故曰官之分也心外其道九窍循理。心主血而为种之所舍神经血系各有其脉理而心以摄之肝脾肺肾皆臣职也嗜欲充盈目不见色耳不闻声。嗜欲者迷离物所感目欲色耳欲声鼻欲香口欲味五色为外则使人目肓五声嘈杂则使人耳聋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曾引起身边弟子钱德兴、王畿的争辩。阳明殁世后,钱、王争论并未继续,更大的分歧却发生在江右王门与越中弟子之间。又,王学自明末在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渐走向衰落,批评王学的人又多以四句教为攻击目标。凡此种种,都说明阳明心学思想与王门四句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所以,从"四句教"分析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可对阳明心学及阳明学派的思想特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阳明心知论及其对朱子“虚灵知觉”的创造性转进

朱子“虚灵知觉”之心论的重“知”取向颠倒了先秦儒家以情感为心之首出原则的基本进路,存在着知、情分离的倾向,阳明对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进。一方面,通过对“知是心之本体”命题的提出,阳明将“虚灵知觉”贞定为创生实现义的主宰原则;另一方面,阳明又揭示出此创生主宰之“知”的本原根柢乃为一念“真诚恻怛”之“情”,情感实构成心的真实主体,而“知”则是情感发用流行中所固有的主宰光照作用。朱子学所可能导致的知觉先在与知、情脱节的弊病由此被克服。立于情感为心之首出、“知”“情”内在关联的心知论进路,阳明对朱熹“心统性情”“已发未发”“体用一源”等心性架构命题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重释与转换。这在回归先秦儒家心知论进路的同时,亦将朱子那“虚灵知觉”的心知系统转进升华为一内具“精一之旨”的良知系统。     

吴澄的格物致知说

吴澄在思想史上处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中间位置,其“格外之物,致内之知”的格物致知说,貌似阳明而实承晦庵。吴澄鄙薄记诵之学,但并不因此主张摈弃闻见,一意反求诸心。对于格外之物如何能致内之知的问题,吴澄借助于朱熹的理一分殊、天人合一的观念予以疏通。虽然物理与伦理相通,但读书讲学与伦理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吴澄由此而强调读书是学者入门工夫。     

心物双彰——论王阳明的心物观

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其学说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整个学风,其对“心”的阐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阳明所言之心,体万物而不移,妙运生生而不穷,即性即理,而为人一身之主宰.心物关系中的心应该在这种含义下理解.王阳明用“意之所在”与“明觉之感应”方式来训释“物”,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是都把“物”放在了心的映照之下.最后,可以看到王阳明学说中的“心”、“物”是以互相彰显的方式存在的,而这个桥梁就是“感通”.心物在互相彰显下存在,二者紧紧不离,既无离心之物,也无离物之心.     

《说苑校证》校补(四)

颜浊趋进谏曰 :“君乐治海上 ,不乐治国 ,而六月不归 ,彼傥有治国者 ,君且安得乐此海也 ?”(正谏篇　Ｐ2 0 7)按 :下“治“字盖涉上文而误 ,作“治”非其指矣。《韩非子·十过篇》作“奈臣有图国者何 ?君虽乐之将安得 ?”可据校改下“治”为“图”。虎豹为猛 ,人尚食其肉、席其皮。 (敬慎篇　Ｐ2 64 )按 :《意林》引作“虎豹虽猛 ,人食其肉。”为犹虽也 ,推拓之词 ,《意林》以意改之耳。王叔岷《古书虚字新义》“为犹虽也。《庄子·知北游篇》‘六合为巨 ,未离其内 ;秋毫为小 ,待之成体。’两为字并与虽同义。《楚辞·七谏》洪兴祖补注引下…     

王阳明心学的知觉观点

王阳明心学是儒学与佛学交融的杰出代表。阳明心学中“物”的概念很大程度汲取于唯识论“境”的思想,而心学中“心”的含义与佛教中“识”的观念亦有一定渊源。本文结合佛教唯识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中“知觉”观点来探讨“心外无物”、“南镇观花”、“知行合一”等命题,将阳明心学中“物”与“理”统一于知觉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良知学说偏重道德方面的传统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良知本体作用不仅体现在“尊德性”,也体现在“道问学”方面。     

杨慈湖“克己复礼”诠释及其内在理路探析

作为陆王心学一脉的关键人物,慈湖学术以不起意、知及仁守为修养工夫,以本心之澄澈清明为工夫境界,在承继其师象山“六经注我”诠释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以心解经的诠释路径。在“克己复礼”诠释问题上,陆象山开心学解释之先河,慈湖一反前儒本孟子心学为说,而以“古圣为的”,从诠释之基、诠释之体、诠释之用三个维度建构了独立完整的心学诠释理路,这一解经路线在廓清理学解经之传统、开启心学解经之新视域新思路新方法以及后世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心学建构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身心合一论

身心关系为中西哲学最为重要的论题之一。王阳明认为“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身、心、意、知、物五者和合一体而不能相分离,共同构成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真己”,亦即“大我”。“大我”为前对象化、前认知化、前理论化的源初场域：其“心”为源初场域之神感神应,其“身”为源初场域的全幅显现。由于意识的自我对象化作用,人执定形体而落入“躯壳的己”亦即“小我”之中：“身”成为与心、意、知、物相对待的生理基础,“意”成为与身、心、知、物相对待的心理活动,进而两者有“非一非异”之关系。王阳明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重点不在于“小我”层面生理与心理交互作用下的感受与认知,而在于回归源初“大我”以实现生命的究竟安顿,这关涉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等更为宏大的视域。就此而言,中西哲学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有相互借鉴的可能。     

朱熹与王阳明诠释《大学》“新民、亲民”内涵的共通性

对朱熹理学系统的反思成了王阳明构筑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阳明通过对朱子格物说、知行观、心与理关系的甄别展开对朱子“新民”说的诘难,认为朱子以“新”言“亲”将导致他新自新的紧张、教民养民的失衡和格物诚意的抵牾。事实上,阳明基于哲学建构的需要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曲解、误读朱子,忽略了“亲民”与“新民”理论内部的共通性和交互性。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资治通鉴》卷196记载,贞观十六年(642),“上(唐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白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在褚遂良那里碰了钉子,但他为何要看起居注,《通鉴》记载似不太清楚,《唐会要》对此则叙述较详,大宗碰壁后,又找到房玄龄,对房玄龄说“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砍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于阳明学者所谓的异端

王守仁直接提及“异端”这个词，有以下三则。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恩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传习录》·下）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①（《文录》·三）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文录》·四）王守仁以上的言辞，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表现了王守仁以万民共有的良知为立足点的实践伦理观，这是阳明思想的特征之一。为了知道这三则所表现的阳明异端论的独到性如何，对阳明学者的影响如何，…     

《商君書·更法》注釋

【原文】孝公平画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③,虑世事之变④,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⑤:“代立不忘社稷⑥君之道也;錯法务明主长⑦,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⑧,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⑨:疑行无成⑩,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11),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12)。且夫有高人之行者(13),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14):‘愚者闇于成事(15),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16),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17):‘论至德者不和于俗(18),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