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世说新语》的审美观

《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人的审美观,是生活于那个特殊时代的门阀士族的特殊精神产物。它的产生,直接导源于魏晋玄学的浸润和诱发。它起步于人的思想性情的解放,并以人物品藻和对自然美的爱赏为核心内容,呈现出以“人”为中心,由现象世界向精神本体转移,从世俗社会向自然界拓展的时代特点。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     

审美转型:从先秦到魏晋

中国美学从先秦发展到魏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社会伦理转向自然宇宙、政治品鉴转向人物品藻、艺术形式转向生命形式、“生”转向“死”。人向外部世界探索发现了自然宇宙,向内反观建构了人格美学,蕴含其中的则是生命美学的肇兴及对生命意识的呼唤。生命外化为各种艺术形式,内化为“生”、“死”转型,标志着魏晋时代审美转型的最终完成。     

论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的背离和补充——兼谈《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

陶渊明一般被认为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但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性故事集《世说新语》却只字未提陶渊明,这不禁让人感到诸多遗憾。事实上,只要我们分析一下魏晋风流的具体表现。加以比照。就会发现,陶渊明与魏晋风流是有所背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选入《世说新语》当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总体上．他不符合《世说新语》的选入标准。当然,陶渊明生活在那个时代,身上难免会有一些魏晋风流的影子,而且,陶渊明所追求的“真”与“自然”对魏晋风流“佯狂”的表现缺陷有所补充．其三教融合的思想也纠正了魏晋名士玄学人生观的不可实践性。     

《世说新语》描容止以现神明论

神明一词最早大约出现于《庄子》。《庄子·天下》云“配神明 ,醇天地 ,育万物 ,和天下”,神明即天地造化的灵妙 ;《庄子·齐物论 )曰“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 ,谓之朝三”,神明即精神、精力、心神 ;《荀子·解蔽》云“心者 ,形之君 ,而神明之主也”,神明即精神、智慧。汉代杨雄认为心能测天地之神明 ,心又是人的“精明之主”,所以神明就是心。魏晋始提出以“神明”为最高人格理想 ,标志着魏晋时代的人格理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直接影响到人物品藻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引魏晋古籍中与神明有关的概念有 3 0多种 ,诸如…     

理想男性主义的光华——《世说新语》新论

<正>古代中国,个体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以“仁”字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其“仁”字本身就是两个人的意思,唯集体的人,例如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才值得圣子圣徒们说说.但魏晋(其实自汉末起)却是一个特别的时代,用宗白华的话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物品评《世说新语》大抵是追求一种理想的“士”,个体的人,或者说是对一种理想男性精神的总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

乡里是周代社会的基础政治构成单位,乡人是具有一定政治和文化地位的贵族阶层,乡乐是周代乡党间诗乐活动的典型样式。乡党间的礼乐活动,反映着周代贵族把世俗生活雅化诗化艺术化的精神追求。乡饮酒礼、乡射礼是周代乡党间经常性的礼乐活动,具有丰富的艺术蕴含,其仪式具有早期戏剧的特征,诗乐在乡党礼典中处于核心地位。乡饮乡射反映着和谐友爱的乡党关系,是“诗可以群”这一理论观念的具体体现。周代乡党间的风雅精神和“诗可以群”的理论观念,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试谈精神文明的属性

我们认为,精神文明具有“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性”,“与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阶级性”和“历史的继承性”。下面,拟从这几方面谈点粗浅看法。 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性 首先从精神文明的产生说起。在先于人类存在的自然界,起作用的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各种无意识的盲目的自发力量,没有人的意识的活动力量,自然界照样是客观存在的。精神文明在这里是体现不到的。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自然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然界被作为人的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从而人也不断增长着认识和实践的能力。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观点。”因此,精神文明,它一方面必须是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相联系的,另一方面必须是与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相联系的,并主要是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产物。     

陈翔鹤与魏晋文人的现代书写

作为一位纵跨现当代的小说家,陈翔鹤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从作家到学者的身份转徙之后,又在60年代初的特殊际遇中先后写成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对魏晋文人陶渊明和嵇康的现代书写中,寄寓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体验和命运感知。本文着力探索了陈翔鹤首选魏晋文人与他独异的心灵体验;深度的“嵇、陶”体认与独异的书写姿态。     

忠勇杜甫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少有学者从“忠勇”角度研究杜甫,尤其是文人之勇,往往被人忽略。实际上,诗圣杜甫一生性格忠勇,行为忠勇,精神忠勇。杜甫的忠勇,本质上来自其家族血缘的狂傲,但又注入了杜甫个人独有的正直与忠诚,所以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罕见的文人忠勇刚直的性格。杜甫的忠勇是文人的忠勇,除天生禀赋外,更多来自对儒术的自觉践行。儒术给予他更加广博的胸襟,与他早年的轻狂、傲物的性格多元结合,造就了诗人主动进取的忠勇人生,上忠君爱国,下体民情疾苦,令乱臣贼子胆惧。他的忠勇,既体现在他于仕途中的出处实践上,又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杜甫的“忠勇”符合“春秋大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值得全民重温、学习和倡导。     

论中国古典美学中“瘦”的人文精神

作为美学范畴,"瘦"起源于人物品藻,随着魏晋以形写神理论的发展,逐渐过渡为对人物神采的展现,并渗透到书法领域。盛唐普遍以丰腴为美,诗人杜甫首倡"瘦硬",开中晚唐尚"瘦"之风。自苏轼以"郊寒岛瘦"来概括其代表人物孟郊、贾岛的诗学特征以后,经过文人学者不断加以阐说,"瘦"逐渐衍展到美学的各个领域,遂成为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文人总结出的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故以魏晋风度、唐宋诗词、元明清的文人画为切入点,可以透视出中国古典美学中"瘦"所蕴涵的反叛精神、平民意识和隐逸情怀。     

矛盾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猛烈反叛旧传统的人们,又深沉地继承着民族传统精神,茅盾也不例外,他那谦恭精细、沉稳持重的性格,同样表现出古代文人的传统人格精神;他的小说是那么富于现代性、时代感,其中又蕴含较浓的古典意味和传统色彩。当然,在茅盾的小说世界中,传统不是固态的化石,不是天空中飘着的云彩或托出水面的浮萍,它主要是经过“反刍”、创化的、胶着于“现代”的某种暗流,某种潜隐的内结构,某种精神烙印。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魏晋文人集会活动所凸显的文化意蕴

从魏晋文人三次著名的集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父子与建安诸子宴饮游园赋诗活动的影响;还可以看到,这类聚会由最高统治者出面组织逐步发展到成为由具有共同文学爱好的人士自由组成,文人的独立自由意识在增强。不仅如此,魏晋文人的集会活动还体现了某种哲学意蕴和民俗文化特点。     

神仙世界:古代文人诗意栖居的家园

中国传统道教对很大一部分古代文人产生过重要影响,道教理论家所建构的“神仙世界”曾深入他们的精神领域,成为诗意栖居之家园。“神仙世界”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文人诗意的家园,很大程度上是由道教理论家所创造的“神仙世界”本身内容所决定的。道教理论家关于神仙实存的论证,神仙对于人生的巨大救赎功能,“神仙世界”物质充盈、自然环境优美等等因素,契合古代文人的精神需求,从而将之视为诗意栖居之家园。历代帝王热衷于访道求仙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氛围,是促使文人将“神仙世界”视为诗意栖居家园的重要动因。     

孔融论

<正> (一) 曹丕把孔融列为“七子”之一,看上去是很古怪的,因为其余六人都可算是曹氐集团的文学侍从之臣,而孔融则是一个反对派。鲁迅先生早已指出: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欢和曹操捣乱。曹丕在《典论》里有说孔融的,因此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更早的是明朝人杨德周,他辑印《汇刻建安七子集》,即剔出孔融,另加曹植以凑足七人之数。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夜杀掉孔融,跟后代某些帝王大兴文字狱随便杀戮文人不尽相同。对     

货币化与价值世界的祛魅--现代化进程中货币功能的哲学透视

现代化过程的精神表现是“世界的祛魅”。一是事实世界的“祛魅” :用科学理性将事实世界折射为数量化的机械物质世界 ,由此创造了理性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工业体系 ;另一则是价值世界的“祛魅” :通过价值世界货币化将物品体系表层的效用价值世界折射为深层的用货币数量表征的劳动价值世界 ,由此创造了理性化市场经济体系。货币价值世界本身是现实社会结构的产物 ,反过来通过物质生活实践 ,生产出相应的物品体系 ,再以其提供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符号功能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由此生成了现代经济的一系列特征和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