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探寻——以马克思正义理论为视阈

从"契约社会"到新的"身份社会"的时代变迁,引发了倾斜性地保护劳动者的历史性诉求。现代西方法学学派认为,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符合实质正义原则。在马克思正义理论看来,该原则不过是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自我修正与调适,其"底线"是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因而难以逃脱其固有的"资本意识形态藩篱",无法从根本上体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价值逻辑,其结果必然是无法通达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目标。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的真实践行与超越,是基于追求自由自觉的劳动及劳动者本位的马克思"劳动者正义"观的证成、实现;是在真实改变社会现实、谋求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中,确立"劳动者利益本位"的历史生成性价值实践运动。     

求同存异:劳动者的身份认定与层级结构

在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劳动者分化为不同层级。劳动法应从"求同"和"存异"两个方面予以回应,"求同"即劳动者身份认定的共同之处,应当确立明晰的判断标准,以劳动从属性作为上位概念,超越现有的人格、经济和组织的三分法,从而得出基础性判断标准应是利用雇主的生产资源为雇主劳动并接受雇主的指挥监督,补充性判断标准应是得到与其他劳动者同等的待遇;"存异"即划分劳动者的层级以便给予不同程度的倾斜保护,其标准应当是知识占有水平差异。"求同"与"存异"的分析在于厘清劳动法适用中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有助于劳动法调整机制的科学化。     

劳动合同法应确立"鼓励稳定"的原则

"鼓励稳定原则"的提出基于劳动法的社会法属性.我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劳动关系超常的不稳定状态迫切要求劳动合同法立足"稳定",鼓励"稳定",以"稳定"为核心.《劳动合同法(草案)》二审稿已经在诸多方面突出了对稳定劳动关系的重视和鼓励,但是在劳动合同期限、效力、对劳动者离职的限制及经济补偿金等等制度设计上离"鼓励稳定原则"的要求差距甚大.     

论劳动法的直接目的与终极目的

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具有双重性.倾斜保护劳动者系劳动法的直接目的,而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则是劳动法的终极追求.两者各有其不同的指向、内涵、功能与作用机理,不能相互取代与吸收.劳动法的终极目的对直接目的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制约性,以求保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和谐共处.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支持与限定作为基本理念始终贯穿于劳动法的各项制度之中.     

论劳动合同的法定必备条款

法定必备条款作为劳资双方权利义务的"宣言书",是劳动合同的重要内容。关于劳动合同法定必备条款的规定,我国现行劳动立法将劳动合同缔约双方的基本信息归入法定必备条款,是对法定必备条款性质的误读;另外,现行劳动立法也未对法定必备条款缺失时的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规定,这导致实务中无法有效地保护劳方的正当利益。本文认为,劳动关系具有从属性的根本特征,任何社会中"强资本、弱劳力"的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尚不完善,劳动者异议权也并未明确,劳动者无论从身份地位和经济能力方面,均无法与用人单位相抗衡。为此,当劳动合同缺失法定必备条款时,应当坚持倾斜性原则、平衡性原则和灵活性原则的统一,让和谐劳资关系不再是一句口头空话。     

外包用工的规避倾向与劳动立法的反规避对策

外包用工较之劳务派遣和内包用工更便于企业规避劳动法责任,这根源于外包用工的固有特性和现行立 1法对外包用工规制的缺陷.为此,应当完善外包用工的劳动法规制,明晰总、分包关系中发包人承担劳动法责任的 1制度措施,将个人承包人作为经济从属性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适用范围等,以拓展和持续<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保 l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局面.     

试析我国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制度是我国劳动法中的特色规定,体现了我国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劳动合同法》在《劳动法》的基础上,扩大了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情形,增加了当劳动合同因期满发生终止时要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并取消对普通劳动者经济补偿的年限限制,但对高收入者仍有上限规定,新法的制定很明显加大了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力度,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规定仍存在很多不足,有待于继续探讨和研究。     

再论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

事实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在建立劳动关系或变更原劳动关系时,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劳动者在事实上为用人单位提供了有偿劳动。其构成要件为主体合法、内容合法、劳动者事实上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且已有劳动给付行为。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雇佣关系以及档案（保管）挂靠等关系是有区别的。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和保护是劳动法研究领域中的重点问题。     

论违反劳动合同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之分。在具有明显依从性和隶属性的劳动关系中,若对双方当事人一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易为用人单位提供逃避法定义务和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口实;若一体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又会同时加重劳动者承担责任的风险,将其推向更加困难与无助的境地。只有对双方当事人区别对待,即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时,采过错责任原则,而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时,采严格责任原则才真正符合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与立法本意。     

劳动关系概念重塑——基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视角

劳动关系概念是构筑劳动法大厦的基石.中国理论与实务中对劳动关系概念的表述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故建议将劳动关系双方主体表述为“用工主体”和“劳动者”.从属劳动构成了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所以劳动关系概念应体现其本质特征.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工主体之间因发生从属劳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维权要领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虽然已经形成从属性劳动,但不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的劳动力使用与被使用关系.根据<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必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现实中还是有为数不少的用人单位不与所属职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与法律不够普及、人们的守法意识不强,以及国家认可事实劳动关系存在等有关.     

超龄劳动者就业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超龄劳动者就业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存在极大争议,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适用也很不统一.超龄劳动者就业符合"人身从属性"这一劳动关系的基本判断标准,因而不应否认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的本质而将其归于劳务关系.但是,由于劳动关系在法律效果上分为合法的劳动法律关系和非法用工关系,因此,对劳动者超龄就业这样一种主体不适法的劳动关系应当认定为非法用工关系.这不但符合退休制度的理论基础,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序运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双重劳动关系司法认定的理念与方法

双重劳动关系是当前社会中一种非典型的劳动关系形态,它的产生既有历史也有现实的原因.当前我国对于双重劳动关系还缺乏明确的规定,学界对相关法律规定也存在不同解说,造成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分歧,裁判尺度难以统一,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和实现.应当秉持倾斜保护弱者和维护社会和谐的司法理念,肯定双重劳动关系的合法性,运用相应的裁判方法,以真正实现劳动法所追求的平衡利益、稳定社会、实质平等的精神.     

论劳动者录用优先权

我国劳动法遵循保护劳工的理念 ,借鉴国外劳动立法的经验 ,间接规定了劳动者录用优先权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劳动者录用优先权是一项特殊的劳动权利 ,它的充分实现 ,取决于劳动者的权利意识 ,更依赖于劳动立法提供健全的条件、程序规定和有力的法律救济措施。劳动者行使录用优先权需要符合主体条件、时间条件和录用条件。劳动法应该为劳动者行使录用优先权提供录用告知和答复程序。劳动者行使录用优先权不需要返还经济补偿金。劳动者录用优先权被侵犯后 ,劳动者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获得救济     

论公立高校与教师的劳动关系

身份制与聘用制下公立高校与教师间的法律关系属性不同。以劳动法基础理论观察,公立高校和教师均为适格劳动关系主体,聘用关系中主体地位平等,同时,教师聘用关系也具备契约化和人身从属性的特点,因此,高校与教师间的法律关系具备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但其与一般劳动关系比较,在主体身份、劳动关系形式、对立冲突之表现、劳动权内容、法律适用、权利救济等方面又有特殊之处,把握这种特殊性是正确认识高校与教师法律关系属性的关键。     

从实体到程序:劳动者实体权利的程序救济

劳动法中的实体权利应当有配套的救济程序作为保障。在劳动程序的制度设计中,应当处理好劳动程序与劳动实体权利的关系,并确立以保护劳动者实体权利为基点,依照程序公正、程序刚性、程序内在协调性的原则建立对应和配套的法律救济程序。     

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维权要领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虽然已经形成从属性劳动，但不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的劳动力使用与被使用关系。根据《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必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现实中还是有为数不少的用人单位不与所属职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与法律不够普及、人们的守法意识不强，以及国家认可事实劳动关系存在等有关。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无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二是因劳动合同无效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     

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在劳动法上的确立——以实现劳动法法典化为目标

在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和法典化的时代背景下，将诚实信用原则升格确立为劳动法基本原则不但必要而且正当。在立法方略上，应以编纂劳动法典为契机和路径，将作为“劳动合同订立原则”和“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升格为劳动法基本原则，并与其他劳动法基本原则(劳动自由、劳动协调、劳动保障)进行体系化考量，合理置入劳动法。劳动法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的适用应在穷尽规则并恪守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原则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边界和限度，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的分层保护及其制度应对

人工智能时代的用工形态呈现非典型化趋势,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难以涵摄新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倒逼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发生转变。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者分层要求表现为诸多就业效应,其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以及极化效应导致劳动者结构性失业和阶层极化现象加剧,需更加关注中等阶层群体。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及休息权受到影响,而劳动者分层保障机制的覆盖性仍有不足。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分层保护要求,不仅要确立劳动者分层标准,还要构建系统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平台用工关系中经济从属性的内涵厘定及司法认定

数字经济革新劳动用工形式，传统经济从属性标准的解释功能弱化，已不足以支撑司法机关定性平台劳动关系，导致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司法确认陷入困窘，平台用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司法救济之殇。虽然突破了传统从属性认定标准，然而平台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本质属性并未改变。由此宜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探究基本的劳动从属资本理论，通过数据信息、算法技术构建经济从属性新的时代内涵，使得经济从属性成为司法机关判断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重要标尺，为保障平台弱势群体劳动权益，实现社会实质平等提供有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