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匈奴内附于汉的原因及其影响

东汉初年,匈奴南北分裂之后,南匈奴部众南下附汉,并不断内迁。南匈奴南下附汉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匈奴统治层矛盾恶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到了东汉政府开明民族政策的影响和中原先进文化的吸引。南匈奴内附对匈奴本身和中原地区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匈奴政治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朝着封建化的方向发展,促进了匈奴的汉化进程。同时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中行说的民族关系思想

中行说是西汉时期投降匈奴的宦官,颇受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的器重.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匈奴之强因其风俗,抗礼汉庭、反对民族歧视,以汉之长补匈奴之短等观点,其民族关系思想以反对汉化为主要特征.中行说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汉朝对中行说的排挤有关,也与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支持有关.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虽然立足于匈奴的现实,但也片面夸大了汉朝文化的作用以及汉与匈奴的对立,对汉匈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及反对汉与匈奴和亲等三部分所构成。桑弘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汉朝认真对付匈奴的原因及方略,并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国家是否应把施政的主要精力放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这一重要问题,从汉与匈奴和亲不可能达到双方修好的目标、汉与匈奴和亲有损汉朝皇帝的颜面两个方面阐述坚决反对和亲的理由。桑弘羊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又受前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还与当时边疆地区的安全形势和民族关系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桑弘羊的民族关系思想虽有一定的偏激之处,但对西汉王朝民族政策有着较大影响,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桑弘羊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惨死,但当世和后世之人却给予他积极评价。     

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

匈奴自与汉地发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强烈地表现在各个层面上.具体从语言、文字、思想、典章制度、生产技术以及社会风尚等六个层面,较详细地介绍了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指出汉、匈两族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族文化同样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另外,中原农业文明的发达、和亲政策的实施、汉匈两族的互迁,尤其是民间交往密切并自愿融合,是匈奴汉化的主要原因.     

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两个民族在今兰州地区活动频繁,羌汉、匈汉各民族势力互有消长。两汉民族政策有一定矛盾性     

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

匈汉之间,除经济文化及军事交往外,使节往来也非常频繁密切,有时其交涉还很复杂激烈。平城之役匈奴曾成功瞒哄十辈汉使。汉使本为窥探匈奴是否可击,却将刘邦送进白登重围,刘邦又利用汉使营造出的局面乘机脱围。匈奴贵人使者作为单于先行而入汉,死于中原。匈奴扣留汉使苏武与其初衷绝对相悖。使节往来为军事、政治、经济服务,其主动权因势力强弱变化而易位。无与伦比的强大凝聚力将匈汉人民聚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及灿烂文化。     

论东汉对南匈奴的政策

匈奴是中国古代活动在北方蒙古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东汉初年,因自然灾害和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对内附的南匈奴采取了政治监护、军事防护、经济援助的措施。这种以羁縻、安抚为主的民族政策,对后世历朝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论匈奴分裂前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匈奴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复杂多变，既有联合也有冲突。匈奴以武力降服和役使各族，还以和亲、反间、招降纳叛、扶植傀儡等手段笼络和控制各族势力以联合对付汉王朝。在匈奴长期压迫和奴役下，各民族政权对匈奴时叛时附，甚至强烈反击。     

论秦汉时期宁夏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宁夏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是华夏与戎狄族的交汇区,也是草原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区。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以郡、县制代替了少数民族古国。汉武帝时期,迁贫民于北地、安定郡,又置匈奴属国,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西汉末东汉初,一度分裂,后又归于统一,经济、文化又有所发展。汉安帝时期及其后,羌族侵占安定、北地、上郡,迫使汉王朝两次放弃三郡,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匈奴又乘机侵占了宁夏北部。正是在局势动荡中,宁夏地区涌现出了如皇甫规等名将家族。历史事实说明,分裂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试论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

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是中华民族吉祥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有许多共有的吉祥物。汉族一些吉祥图案 ,受到许多少数民族喜爱 ,一些少数民族吉祥图案 ,也被汉族吸收。汉族和少数民族吉祥物既有同一性 ,也有差异性。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创造的吉祥物 ,是本民族象征文化的集中体现 ,展现出各民族文化的特质。少数民族吉祥物是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一项有意义的课题。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90年代以来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关系研究述评

回顾90年代以来关于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和概括,贡献十分显著。但是局限性同样存在。对后冷战时代所提出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两个不同民族,如何在民族亚文化存在差异的条件下睦相处的问题,现有研究的应答相对薄弱。     

论北宋西北开边以后的民族关系

北宋的西北边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 ,外与西夏及其他部族相邻。自宋神宗即位以后 ,为扭转长期以来被动防守的局面 ,相继向外开拓疆土。北宋后期的西北开边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人力财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对这些新边地区的经营 ,又促使了民族关系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开拓地区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 ,部族蕃官开始担任汉官职务 ,仿汉官制进行磨勘迁转 ,蕃兵则采用汉兵法进行组织和管理。在经济关系上 ,设立固定市场 ,鼓励蕃汉贸易。颁行关系法规 ,保护蕃民利益。废除土地禁令 ,开放土地买卖。不分民族、地域 ,各类人户均可移居边地耕殖自营。这对宋代西北边区的开发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略论广西汉壮人口比例的变化与趋势

先秦以前,广西境内为壮族先民所居住。秦汉以后,汉族才逐渐迁入,并于明清以后在人口规模上超过壮族,形成了广西汉壮民族融合的独特形态。历史上汉壮人口比例(相对规模)的变化是影响广西汉壮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

西汉建立之初 ,国势衰弱 ,而其北方的匈奴却很强大 ,并不断对汉朝西北边境侵掠 ,向河西、河湟和西域地区扩张 ,以及汉朝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 ,加强西北边防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本文认为 ,在敌强汉弱情况下的和亲政策 ,以及汉朝为发展经济和加强边防建设的政策、措施 ,乃是对付强敌的一种积极的防御政策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文章认为,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作用下发生变迁.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现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文化得到发展,土家族地区开发进程加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汉文化传播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土家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因为统治者的破坏而丢失,汉族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进入了土家族地区.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

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的以在 18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 ,而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 ,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 ,这使得国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幸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多能够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为重 ,终于使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 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 ,标志着五族共和代替了狭隘的汉族立场被确立为国策 ,使国家转危为安。南北议和以清帝退位、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而完成 ,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性 ,使得五族共和真正得以实现 ,避免了国家分裂和大规模民族仇杀的灾难 ,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