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资格视域中中国公民意识培育基础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等公民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不仅制约了政府综合治理水平的提高,而且与国际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相违背。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系的扭曲与不和谐,对此,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够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为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水平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公民资格、公民精神与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对象是公民,对其属性的分析是公共服务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探讨公民资格与公民精神内涵、作用及其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作者认为,公民精神与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是相辅相成的,公民精神促使公共服务对象的公民属性回归,公民精神在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供给机制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在共同生产供给机制下将会形成新的价值理念,并作为共同生产者通过相应方式介入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促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     

公民资格视域下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逻辑

公民资格的法理确认是公民教育的现实基础.公民资格的理想践行是公民教育的内在诉求.公民资格与公民教育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公民资格概念体系中的内在张力决定了一国公民教育的重心必然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本文在对近代以来中国公民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公民资格中内外、权责、统分三种内在张力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历史现实予以分析,以期阐明近代以来中国公民教育的总体特征以及公民教育发展的逻辑理路,进而为明确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体系的价值定位提供参考.     

西方公民资格理论的当代复兴与价值意蕴

公民资格理论经历了从古典义务导向到近现代权利导向再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公民资格观的演变复兴过程.公民资格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面复兴,为解决自由民主制的危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选择:即现代民主应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理论向"以对话为中心的"的协商民主理论转变,同时强调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发展不仅依赖于基本的制度和正义,更注重公民的积极参与.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公民资格制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维系"领土-人口"联结、建立管治和依托基础的核心机制,公民资格制度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多方面的嬗变和发展。全球化带动下的国际人口迁移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逐步促使公民资格制度在内在体系上由对权利的聚焦逐步转向对参与和认同归属的强调,在外部界限上设立居民资格身份作为过渡筛选机制,在选择性包容迁移人口的同时对本国公民给予更多的支持,并形成了双重公民资格制度和欧盟公民资格制度。全球保护行动的日渐开展,也逐渐产生相对意义上的全球公民资格。     

西方两种公民资格观的比较和反思

西方公民资格理论历来有两个传统,即自由主义的公民资格理论传统和共和主义的公民资格传统,前者倾向于强调个体权利,后者倾向于强调公共责任;前者由于对公共责任的忽视而遭到诸多批判,后者虽成功地弥补了前者在公民责任强调上的不足,但却有以文化批判代替政治经济批判之嫌。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资格观的建构应慎重合理地吸取以上两种公民资格理论传统,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公民资格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     

转型期中国公民治理的主体性制约因素分析

近年来兴起的公民治理理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公共管理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局限,而且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我国目前所着力建设的基层民主政治不谋而合,是我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但是,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公民治理模式的建立需要积极的公民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前提.依据公民资格的经典理论,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削减转型期的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的程度,为公民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公民视野下和谐公民社会之基石的三维构建

从公民政治角度看,和谐公民社会的构建仰赖有效的公民权利、有序而充分的公民参与和充盈的公民精神这三块基石.其中,有效的公民权利是其生存维基石,有序而充分的公民参与是其发展维基石,充盈的公民精神是其品质维基石.公民社会基石的三维构建将助推公民社会建设达到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状态.     

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条件

公共理性作为公民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是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条件。因为公共理性的内容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使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的公民能够形成重叠共识。公共理性的相互性原则能够建构参与者间平等互信的交往关系,能够创造全体公民共享的公共生活规则。然而,由于公共理性的界限不甚明晰、公民话语表述能力的不足、公民的公共精神的偏离使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公共理性难以实现。为此,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公民教育、学校的美德教育和不断的政策参与实践过程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从而以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行动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和政策产品的民主性。     

公民权视野下的社会保障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基础是公民权利的理念;社会保障制度所直接对应和满足的是公民的社会权利,但是它实际上支持着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内的整个公民权利体系,反过来,基本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则既确保了公民之享有社会保障具有“应享权利”意义上的正当性,也为公民主动争取更多的应享权利提供了手段意义上的可能性;包括享有社会保障在内的公民权利必须要由公民的义务来对应和平衡,但这主要是在整体意义上的对应和总体水平(而非个体水平)上的平衡。     

论价值观的评价

"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的看法。对价值的看法有两种,因而有两种意义上的"价值观",一种是对"价值"本身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价值论;另一种是对自己的利益所在的看法,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意识,是主体的价值追求。价值论意义上的价值观是一种认识,能作真理性的评价。价值追求意义上的价值观不是认识,不能作真理性的评价,而只能作合理性的评价。不能以评价者自身的价值观为尺度去评价他人价值观的合理性,也不能以"人性"为尺度去评价价值观的合理性,评价价值追求意义上的价值观的尺度是价值观的历史作用。     

朱熹易学简论

作为易学哲学大师,朱熹追求《周易》一书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的命题,突破了经学的传统观念;他以阴阳对待和阴阳流行概括易学中的阴阳变易学说,进—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他以程颐体用—源说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将汉唐以来易学哲学中的宇宙生成论体系,转变为本体论体系,对儒家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许地山的“安乐”观

许地山的"安乐"观将精神因素放在首位,对"安乐"的内涵有着独特的阐释,是他的悲剧意识与博爱思想之间的桥梁,在其人生哲学中占极为重要的位置,是理解他的人生哲学与整个思想的关键.     

现代汉语文章学论略

现代汉语文章学是文章学的全新体系，它以汉语通用书面语的逐步形成为起点，考察不同历史阶段的文章形态，抽象出各种文章的基本组织特征，进而考察文章的交际功能和社会规范。这一体系主要有四个方面：汉语文章的性质和特征；汉语文章的基本功能；析篇法；汉语文章的社会规范。     

全球化视角: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进程

从全球化视角和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借重全球化之利,壮大自身,消解全球化弊端,回应挑战的过程.解读此过程,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明确这一伟大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     

实词虚化研究述评

本文以虚词研究为切入点 ,从断代、词类等角度介绍和评价了近年来的实词虚化研究 ,并指出这一研究领域的薄弱点 ,对今后的研究作了展望     

濯旧来新道问学--评《中国哲学范畴通论》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 ,范畴史研究曾一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显学。大量关于范畴史研究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及多部各具特色的范畴史研究专著的出版 ,不仅推动了中国哲学专门史的研究 ,而且深化了学界对中国哲学自身个性和特质的认识 ,对于中国哲学摆脱教条化、模式化的研究倾向 ,并走出西方中心立场 ,起了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 ,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逐步由着眼于传统思想的特殊性来揭示中国哲学的不同品格 ,而转向立足于哲学思考的普遍性 ,来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定位做更深刻的反省 ,以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寻找稳…     

试论中国环境会计的发展

环境会计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会计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当今环境资源恶化的前提下,要求我们把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整个社会效益结合起来,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传统会计的局限性,说明了发展环境会计的必要性,分析了环境会计实务操作的主要障碍,最后提出了构建我国环境会计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