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衔接与协调的实现——以损害赔偿为切入点

司法实践中，许多犯罪行为本身就是严重的侵权行为，于是产生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律的进化，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经历了一体到分立再到交错的历把发展轨迹。随着恢复性司法的倡导，被害人实益的关注和刑罚谦抑性的提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出现交融的格局。如何实现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衔接与协调，已成为刑法学者与民法学者面临的共同课题。本文以损害赔偿为视角，从功能、次序、程序等方面对此问题作初步性的探讨。     

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协调发展的客观机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尽管有区别,但两者又是相互依赖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依赖于公共产品的完善和社会整体的平衡,公共利益最大化依赖于个人的自由竞争和个人利益的实现。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都只能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协调发展中实现。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实现机制就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协调发展的客观机制和现实基础。     

论司法公正的不平衡性

公正是司法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法内因素与法外因素、规划正义与社会正义等因素的制约,司法公正总是呈不平衡状态。文章通过论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公共与私人利益之间的不平衡,阐述了司法公正的不平衡规律。     

民事违法与犯罪界分之我见

区分犯罪和民事违法其实质就在于把握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这可以从民法与刑法的立法目的、调整对象以及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等方面的不同来说明。正确厘清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有助于实现保障个人权益与维护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     

论刑事和解中的刑事责任问题

刑事和解中的刑事责任问题是一个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能否顺利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从我国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入手,具体阐明了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必然后果,刑事和解以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必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刑事和解可以减轻刑事责任,进而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导致免除处罚的后果。     

论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与免除

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应加强董事的责任意识和完善董事责任的追究机制,同时也应设计相应的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与免除机制,以适当减轻董事的经营风险,对其所从事经营活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文中从董事民事责任基础理论的分析入手,主要以美国对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与免除制度设计为例,就异议董事的责任免除、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责任限制与免除、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个人赔偿责任限额以及诉讼费用补偿等方式进行了充分论述,并对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与免除制度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同时,对是否引进作为美国董事民事责任限制与免除制度核心的商业判断规则也作了充分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对于促进我国构建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与免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正义的时代挑战与司法保障

数字正义如何实现是司法系统的时代命题。数字正义的内涵在变革中日趋丰富,体现出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和正义需求。技术变革是数字时代数字正义建设的重要动力和基础,也是数字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机制。然而,数字技术具有效率导向的内生特点,易与实现数字正义的初衷背道而驰。数字正义的实现要求在享受到技术红利的同时又不减损司法精神价值。数字正义实现的基本思路,是在有效合理利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在司法过程的每个环节、司法体系建设的每项制度中落实,以实现司法能力的提高;数字正义的实现还需认知协同、资源协同与制度协同;数字正义实现有赖于司法保障制度,应以消除数字鸿沟、推进司法公开、多元主体共治构建司法模式,以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回应社会治理需求、提高司法能动作用作为司法供给建设目标。     

传媒与司法互动中的权利保障与限制——以我国传媒的刑事审判报道为视角

传媒与司法是当今社会雏护公平与正义的两大重要基石,两者实现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我国的刑事审判为视角,从权利保障与限制的角度审视传媒与司法两者有效实现互动的途径: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争诉讼参与者的权利是基础,法院动用司法权力限制传媒的报道权利,其终极目的仍应是保障权利.     

利益协调与政治稳定——西塞罗的混合政体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西塞罗认为混合政体具有保障人民权利和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最佳政体。他强调混合政体在制度上协调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融通贵族的权威与平民的自由权利,从而发挥了消弭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利益纷争、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作用。西塞罗的混合政体其本质是通过社会各阶层共享权力,建立利益均衡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政治稳定,使利益协调取代以权制权成为实现政治稳定的新模式。因此,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应该发挥国家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要通过政府权威保证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开展社会建设协调社会利益。     

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之制度设计

限制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的过度扩张,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有赖于有效的制度设计,需通过发展和完善公法来准确界定公益的范围,设立正当的法律程序,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救济制度等,使私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既有利于社会义务的履行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又能保障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的正义进阶

生态司法修复基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方案。《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长江司法保护是回应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宏观目标的有效路径。近年来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大量设立,以生态空间为中心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衔接并作为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场域。作为司法能动的体现机制,其反映了长江司法保护从“纠纷解决”的形式正义向着“以生态修复为中心”并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实质正义进阶。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实质正义进阶实现包含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目前虽然满足了初步要素构造,但在程序与实体的深层价值实现都存在提升空间。未来长江司法修复基地应当细化程序构造并衡平实体利益,秉持程序正义的稳定性与实体正义的开放性结合特质,实现立体化的长江生态保护。     

“正当防卫”司法偏差的常见情形及原因简析

为了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以使多种合法权益免遭侵害,我国刑法第17条为正当防卫提供了对不法者具有威慑力的法律依据:“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危害的,应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在实际生活中,尽管为了公共利益、他人的人身等各种权利免遭不法侵害,实施了正当防卫而未进入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并不少见。但是,公民若为了自己的人身和其他合法权益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正当防卫并最终被裁判为合法者的,却十分罕见。究其原因,存在着正当防卫的司法偏差,是主要原因之一。     

保证担保与质押担保并存时的责任承担

保证与质押这两种担保方式并存时,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尚存在以下问题:保证人与出质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其理论依据并非"物权优先债权"原则,债权人可以一并要求保证人和出质人按照约定的担保份额及相关法律规定承担担保责任;内部追偿问题,本着公平原则,担保人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超过按比例计算的应当由其承担责任的数额部分可以向对方追偿;保证人减轻或免除责任的问题,保证人可以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或者是怠于行使物权而致使质押物价值减少、毁损、灭失的范围内减轻或免除担保责任。     

论公共利益的认定原则

公共利益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依法认定是公共利益认定的首要原则,我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边界,以明确执法和司法。正当性原则是公共利益的合理性标准,公共利益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公共利益只能在没有其他备选替代方案时才能牺牲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认定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公共利益是相对的长远利益和重大利益。当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其他利益作出限制或牺牲时,应当把这种限制或牺牲限制在最小范围,符合比例原则。如果追求公共利益时损害了个人利益,就应当给予充分的公平的补偿。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认定应当以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程序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利益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     

民事责任与损害赔偿

一、民事责任及其构成要件民事责任是不履行民事义务或侵犯民事权利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而侵犯财产权、人身权,也就是不履行不作为的义务;所以,民事责任也可概括为:不履行民事义务而产生的民事义务。对于权利人来说,也就是根据请求权而产生的请求权。民事责任,对     

论邓小平功利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功利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在哲学基础、道德评价标准、人民利益原则、功利与正义之间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前者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后者把动机与效果截然对立起来,认为效果是评判行为好坏的唯一根据;前者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后者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认为个人利益是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前者强调功利与正义的统一,功利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功利的保障,正义是终极目标,后者认为功利与正义截然对立,功利是终极目标,正义只是功利的副产品。     

经济法责任问题探析

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规定的行为而应承担的经济法规范规定的不利后果。这种责任是部门法意义上的责任,它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是并列关系。经济法立法中出现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规定,并不表示立法承认经济法责任包含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是现代立法对社会关系进行多部门综合调整的体现。     

以利益平衡为视角审视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

通过审视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指出权利人个人利益空前强化,而社会公共利益则不断被边缘化,形成的原因在于立法者以经济利益为手段,片面追求刺激软件技术创新,从而无视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软件的技术性特征等因素也加剧了这一不平衡;解决软件知识产权保护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平衡问题,必须着眼于现有立法框架,从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入手。     

中国税制改革的道德意蕴分析

社会的良好运行离不开道德教育和道德约束,建设充满道德意蕴的税收制度是当今时代的诉求。税收公平、税收正义、税收责任、税收自律、税收诚信是税收道德的应有之义。在税收制度改革的实践中,必须考虑税收道德。税收道德权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键在于,寻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公众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水平之间的平衡。     

徘徊在规则之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当代司法——对"能动司法"的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反思

能动司法是指人民法院运用法律处理具体案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履行司法审判职能,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司法需求,高效解决矛盾纠纷,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活动.司法的政治功能的发挥、机械司法的现实局限、转型社会的司法需求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彰显无疑是能动司法成为必然的重要依据.然而,司法如何在能动与被动之间实现均衡、在法治与政治之间实现统一、在调解和判决之间选择适用、在前沿与后方之间实现正义,是摆在实践面前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