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的辨识标准:主体标准向客体标准的转变

从利益主体的角度对"利益"进行的划分,只能表明该利益是国家利益、部门利益还是多数人利益等,无法根据主体是谁或主体数量的多少来判断是否是公共利益。经济学"公共产品"的分类为从利益载体的角度界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础。纯公共利益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和非竞争性,可以据此对国家、群体利益等主体利益各自组成部分的公益性进行层次化分析,并且发现社会公共利益与多数人利益间的差异。     

利益相关者经济伦理视阈下的消费者主体性再认知

采用文献研究方法,从"消费者核心论"入手,按照"公司剩余索取权"、"进入和退出"、"公司治理"、"外部性"原则对消费者主体地位进行研究,认为消费者不属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确定"企业与消费者"为"必要但不充分"关系,消费者群具有"必然不相容性"特征。消费者地位和价值的科学性确认,对于利益相关者主体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经济伦理的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利益归属主体、利益代表主体、利益行使主体——探寻公共利益主体和个体利益主体的新的划分法

对于利益主体来讲,一般情况下,利益归属于谁,就由谁代表、谁行使;在某些情况下,利益却由利益归属主体以外的他人代表、他人行使。这就是实践中利益归属主体、利益代表主体和利益行使主体三者"一致"与"分离"的现象。利益归属主体、利益代表主体和利益行使主体三者的"分离"现象更是公共利益主体的常态。与此相适应,不管是个体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利益主体都可以划分为利益归属主体、利益代表主体、利益行使主体。这种分类法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可以运用到行政公益诉讼中检验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和特定公民的原告资格。     

试论旅游犯罪的概念、特征和类型

旅游犯罪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定义,它是指发生在旅游领域中,侵犯旅游者、旅游地居民、旅游服务机构的正当利益或者破坏旅游环境、旅游设施和旅游资源,妨碍旅游业发展的危害行为的总和。旅游犯罪具有主体的广泛性、客体的同一性、时空的集中性和影响的严重性等特征。旅游犯罪是个集合的概念,可以从旅游犯罪的主体、客体、对象、环节、动机、方式、手段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探讨旅游犯罪的概念、特征以及类型为研究旅游犯罪相关问题提供理论基石。     

论高校国防教育的本质内涵

概念是主体创造并用来反映客观现实的,"本质"也是一个规定性的概念,依据对规定性评判的三个标准,高校国防教育是以普通高校学生为对象,以国防和现代化建设为目的,以教育为手段的特殊的教育形式.     

国防教育性质、目的、功能问题新探

文章联系国家起源,根据国际矛盾、斗争的新特点,扩展国防概念内涵,提出“大国防”概念。在此基础上确立国防教育的概念,强调国防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关系,揭示开展国防教育的历史必然性。全民国防教育处于实践和理论探索阶段,它的发展和提高都和国防的概念有关。本文把国防提到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高度,导出防务和非防务两类社会活动的概念。强调其辩证统一关系,从而确定并剖析国防教育的性质、目的和功能,赋予其爱国主义新含义。文章指出,国防教育是国家的防务教育。它和学校的非防务教育,可以在防务和非防务的辩证关系中有机结合起来。这将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学校教育的新模式。     

高校国防教育的意义解析和价值探询

高校国防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具有"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功能,而且对高校学生国防意识的强化有着时代性的导向作用,对高校学生全面发展有着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对高校学生人格、价值观培育有着潜移默化的内化作用。构建和实施科学有效的高校国防教育,应以捍卫国家利益为价值核心,弘扬爱国精神为有效载体,凝练集体意识为重要原则。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高校德育模式

"主体间性"是现代西方哲学中表现主体间共在关系的哲学概念,它强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交往。主体间性理论不仅为德育理念、德育模式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对德育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从开展对话教育、组织社团活动、拓展德育系统等方面,为实现主体间性视域下德育模式的平等性、开放性、互动性、生成性等特征指明了路径,对于树立高校新型师生关系、提高德育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行为的目标——对政府行为的利益取向分析

政府作为公共行政的主体,其存在的基本价值在于维护和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这就给政府行为偏离正确的轨道提供了可能.同时,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政府作为市场的主体之一,也是"经济人",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当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悖时,政府就可能为谋求其自身利益而侵犯公共利益,背离政府行为的最初目标.因此,处理好政府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行为的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患者“自主权”再思考——基于G市Z医院癌症患者的疾病告知实践研究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广泛存在着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被隐瞒病情的现象。本项研究分别从医生、家属和患者三方的视角和立场来展示疾病告知场景的微妙张力,并反思中国医疗实践中患者"自主权"的概念。首先,疾病告知和自主权具有社会建构属性,是由嵌入在中国医疗场域中的一系列因素,如医疗体制与政策、医患关系、医生的主观态度等共同塑造的。其次,在疾病告知的实践中,"家庭"往往是分裂的,患者与家属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中国疾病告知实践中的症结并非自主权主体由患者转移到家庭,而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由患者移交给了家属,而"家属"并非"家庭",不一定能代表患者的最大利益。最后,自主权概念中的"知情权"与"决策权"存在分离。不少患者在被剥夺了知情权的同时,不断试图做出有关自己身体和健康的决定;而另一些患者在知晓自己的病情、预后和治疗选择后,依然无法进行自主决策。嵌于医疗体制和家庭关系中的疾病告知和自主权实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含着患者、家属和医生在病程中的不断协商、斗争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