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红利,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反映二者内涵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描述方法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城乡一体化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重要作用,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都有待提高,但各市实际情况不尽相同,需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对策促进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及途径

站在国家政策指向的角度上,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时代内涵,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并从对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行统筹规划;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和涉农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农村人户口市民化和农民现代化速度;加快农村现代化步伐;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五个方面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途径。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探析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趋向。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基地和农业人口大省,河南省在农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上任重道远。只有着力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才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与之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释放农村土地,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农民职业化和农民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群体分化是一个长期的协调互动的演化过程,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要鼓励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共建城乡社会和谐与经济繁荣。     

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1996-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构建了两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评价模型,对我国近20年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优化提升,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在1996-2013年间从失调阶段进入了耦合协调阶段.但是我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水平的匹配化程度仍然偏低.在“四化同步”发展的大环境下,协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满足农民市民化诉求。农民市民化是农民扩展自由、拓展选择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农民市民化为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农民群体分化速度要适应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群体分化的动态均衡。因而,在农民群体分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分享。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农民获得发展以实现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契机,所以应注重实现农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政策解释

采用我国1978-2014年的数据,分析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变化趋势并提出对应的政策解释。通过构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获得了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水平的变量数值,然后基于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城镇化水平是制约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除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存在短期的波动向下趋势以外,其余年份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带动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而且各阶段协调发展度的变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关联。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时空耦合关系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1993—2013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变化平稳,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增大,由低度耦合协调演化为高度耦合协调;（2）各地区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均处于颉颃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则存在一定差异,贵州、西藏、甘肃三省属于低度耦合协调类型,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处于高度耦合协调,其余省份则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应考虑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条件的差异,采取因地制宜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探析简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趋向。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基地和农业人口大省,河南省在农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上任重道远。只有着力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才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与之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     

基于效率测度的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安徽省16地市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发展效率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利用协调度模型对“三化”协调度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安徽省工业化效率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农业现代化效率普遍较低;绝大部分地市存在“三化”发展低效且不协调的情况.选择农业发展的视角,利用Ologit模型,对“三化”高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升级过程中以机械以及其他工业品投入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水平提升应该是“三化”高效协调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基于扶贫开发协同发展视角

甘肃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战略通道,在推进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进程中,应重视省域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区域差异以及城镇化均衡发展,更应关注全省人口城镇化、区域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构建生态城镇化建设与扶贫开发协同发展模式和机制。应坚持全省两大区域和四个分区生态城镇化一体建设,以新型城镇化推动生态城镇化和贫困人口城镇化,通过构建生态城镇化建设综合支撑体系和保护补偿机制,健全全省城镇化建设生态评估体系,重点推进兰白榆生态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人口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与精准扶贫目标趋同发展效应,最终推进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综合农业现代化与湖南乡村都市化

在湖南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不能忽略农村的发展。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提出农村发展走综合农业现代化和乡村都市化的思路;同时讨论了推进综合农业现代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内涵和问题。     

辽宁省农业现代化水平测度及对策研究简

结合辽宁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因地制宜地建立辽宁省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对辽宁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95-2010年辽宁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自2007年以来,辽宁省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值达到0．6以上,表明辽宁农业现代化已经进入初步实现阶段,农业发展已初步具备现代化特征;至2010年底辽宁省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值达到0．7149,比1995年的0．4630提高了25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长1．61个百分点。辽宁省农业现代化发展区域间不平衡,各市农业现代化水平排序为：大连-沈阳-盘锦-锦州-铁岭-鞍山-抚顺-阜新-丹东-辽阳-朝阳-本溪-营口-葫芦岛,大连和沈阳两市已初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本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提供了参考,对解析农业现代化发展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耦合研究

文章构建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两系统的指标体系及耦合评价模型,基于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分析甘肃省2006—2016年期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发现:2006—2016年甘肃省的城镇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均有明显的提升;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已从严重失调转为低度失调,处于不断优化的正向发展。因此,甘肃省要重视金融产业发展,探索出甘肃省多元化的本土城镇化模式,进而实现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协调发展测度与对策研究——以陕西为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对于我国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及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四化"及其关联性的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四化"协调相关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测度模型对陕西"四化"同步协调状态进行测度分析,并对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兵团“三化”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该文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三个维度选取36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2003—2013年兵团三化的发展水平,借鉴离差系数函数计算兵团三化的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兵团三化的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依次降低;兵团三化的协调度逐渐增强,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最高,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最低;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有利于兵团三化的协调发展。兵团应从发挥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强化工业的支撑地位和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三个方面,促进三化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