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辩证法为形式逻辑的奠基

本文回顾了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工具论"到康德的先验逻辑的转型,并以此来理解黑格尔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改造,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是要抛弃或解构形式逻辑,而是要改造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描述为一个更大范围内的逻辑的一个层次、一个发展阶段,并从本体论的基础来理解形式逻辑的那些形式底下的内在含义.黑格尔用辩证法为形式逻辑奠基,抓住一个"存在"(Sein)、一个"矛盾"(Widerspruch),就抓住了根本.从对上述这两个概念的本体论理解出发,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整套规律进行了逐个的重新解释,指出形式逻辑只有从内容方面来理解才有认识上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也就意味着它只有建立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论概念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共同点

本文以实践范畴为基础,通过阐释“类”的认识论意义,探讨概念的普遍性问题。“类”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类”中包含着主观与客观、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同一与差别等种种矛盾。辩证法要求不把概念的普遍性理解为抽象的共同点,但这只有在以实践观点理解了“类”,并以辩证观点理解了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这些范畴之后才能做到。     

弗雷格的普遍主义的逻辑概念

弗雷格认为逻辑是一门科学。逻辑原理不是模式的,而是被充分解释的真正真理。这标志着弗雷格的逻辑概念与当代流行的概念有重大的差异,也与他最重要的先驱康德和最重要的继承者维特根斯坦的概念有重大的不同。二者均不认为逻辑构成一门知识体系。逻辑只是辅助于科学而不是科学本身。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的＂真＂是空洞的,康德则认为逻辑只是一种形式的限制,符合逻辑只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要条件。弗雷格还认为逻辑形式化处理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一种元逻辑研究的需要,而在20世纪这被看作是逻辑形式化的主要的目之一。弗雷格认为形式化的目的在于推理的严格性,＂概念文字＂是一个工具而不是逻辑研究的对象。逻辑是普遍的,任何论题,任何话语都归属于逻辑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的普遍框架的范围之内。     

道德法则如何适用于行为——论康德范型学说的意蕴

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自然法则作为道德(自由)法则的范型,具有三个重要含义,既揭示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也表明两者在作用对象上的类似性,同时也暗示了道德法则在应用到行为上时应考虑到自然法则的影响。     

因果性:怀疑论和先验论之辩

“休谟问题”影响巨大,康德对之进行了先验论证,然而其论证的重要性却被忽视或误解了.因果性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康德从结构主义、形式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几个方面对因果性问题进行了形而上学的论证,确认了“休谟问题”的经验有效性是可以质疑的,但其形而上学的客观性是可以建立的.康德并不是要反驳休谟的怀疑论,而是提供了另一条异于经验论的关于因果性的哲学解释.     

黑格尔《小逻辑》对康德二律背反学说的发展

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是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也有不少局限性.为此,黑格尔在《小逻辑》中通过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矛盾是事物运动的源泉以及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等一系列命题的深刻阐发,批判和发展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以图使康德二律背反学说成为一个充满辩证法思想的理论.     

先验逻辑的经验概念论

康德所谓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经验的概念”和“先天的概念”二类。本文仅研究他的“经验概念”。(以下如无特别需要,皆以“概念”简称之)。康德所谓的“经验概念”,指的是“从感觉中产生,通过比较经验的对象,由知性获得的单纯普遍性形式”。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概念。这种概念的现实性,依赖于它们被抽去其内容的实际经验。康德的概念理论,主要见于其在《逻辑讲义》和《纯粹理性批判》这二本书里,康德分别从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方面论述他的概念论。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先验逻辑的概念论。     

康德的物自身不是一个事实的概念吗?——牟宗三关于康德物自身概念之诠释质疑

认定康德的物自身不是-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是牟宗三提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本文沿着康德批判哲学的逻辑顺序,详细分疏了物自身概念的三种不同含义,认为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当然包含有价值的内容,但也有事实的含义,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说它完全与事实无关,不是一个事实的概念.牟宗三未能全面分疏物自身概念的不同内涵,进而完全否认物自身是一个事实概念,明显犯有以偏概全的过失.     

康德论美的鉴赏与创造的主体性

一、“美的理想”——审美的主体性 问题缘起于著名的“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或“主观合目的性形式”的康德命题。 康德认为在审美判断中,主体在知觉对象时,表象中并不唤醒一个明确的目的概念,即不具有目的性,这表象不是自觉有意识的表象,而是油然而生的对象形式表象;但审美的对象形式又恰好唤起审美主体知觉中想象力与知解力的协调活动,对象形式恰好符合主体知觉中协调活动的目的图式,这不能不说似乎具有某种目的性。围绕这个命题,康德认为,审美判断与对象关系的规定根据在于,既不是逻辑认识,也不是道德体验,而是对象的形式感被主体觉知为某种愉悦的情绪,由此构成了审美判断。所以,审美判断不涉及概念,当然也没有主观或客观的目的性。如果审美判断受到一定概念制约,这个判断就不是纯粹的审美判断了。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康德提出了“自由美”和“附庸美”的重要区别。     

康德的普世伦理之善恶概念

为确立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依据纯粹的实践理性批判，康德扭转了西方关于道德法则与善恶概念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即：不是传统所谓的善恶概念决定并产生道德法则，而是道德法则蕴涵并决定善恶概念。由此，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以下之特点：一、善恶最初只是消极的存在概念，其内涵与意义产生于理性自己确立道德法则之后。善恶概念的本来意义只是相对于意志及其支配的行为而言的；人性无善恶，唯一无条件善或恶的只是自律与否的意志。那种认为康德主张人性本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二、强调善恶概念与福祸概念的区别。福祸概念不仅不是善恶概念产生的基础和依据，而且它们与善恶概念之间没有必然性的联系。三、通过强调纯粹的、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产生之根据和基础的意志自由，康德高扬了人的自足性的价值与人格尊严，表达了对当时的作为启蒙运动精神重要内容的理性崇拜之肯定。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从理性到交往理性.他们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的普遍性原则,但康德的理性是个体理性,而哈贝马斯则在语言哲学的范式里建立了交往理性.其次,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这突出体现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自我同一性已不再是康德式的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彼此承认和相互认同关系.再次,从先验性到程序性.康德用先验性的理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任何商谈、论证都必须满足的合理程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     

自主性:一个概念的哲学考察

亚里斯多德、康德、马克思等人的自主性思想为我们树立科学的自主性观念奠定了基础。自主性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承认主体对客体的需要与依赖、客体对主体的制约的前提下,人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主体特性之一。自主性的获得并不是在抽象意义上的观念性的显现,而是有着现实的社会历史基础。     

康德对纯粹概念完备体系的构想

康德对纯粹概念完备体系的构想在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上承柏拉图的相论、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以及洛克、休谟等英国观念论者的思想,下启费希特的知识学和黑格尔的逻辑科学.对康德这一构想的历史脉络及其历史意义和哲学意义进行考察是有必要的.     

作为实践范畴的因果性概念

古典理性主义、休谟经验论与康德批判哲学对因果性概念的考察方法与解释,均具有非合理性。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出发,将因果性概念作为实践范畴来考察和把握,才能对因果性概念的根源、其客观性以及必然性科学知识的意义作出合理的解释。     

论胡塞尔对逻辑学的三重分层及其意义

胡塞尔认为,传统的形式逻辑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即判断的纯粹形式学、一致性逻辑(无矛盾逻辑)和真理逻辑.这三个层次并不是相互并列的,而是具有一个等级结构.判断的纯粹形式学是最低层次的,而真理逻辑则是最高层次的.胡塞尔划分逻辑学的三个层次目的是为了指明,形式逻辑只是确立了可能真理的形式规律,而未涉及认识的内容或判断的材料,因而无法排除内容上无意义的判断或质料的悖谬问题.在他看来,一门真正的真理逻辑必须对意识的意向性问题展开研究,因为逻辑的构成物实际上是范畴作用的结果,是先验主观性的产物.离开了认识的主观条件,仅凭逻辑的形式条件,我们无法获得真理性的认识.     

想象竞合犯的批判与再认识

想象竞合犯通常被认为是形式上的数罪、实质上的一罪,也有学者认为其是形式上的数罪、科刑上的一罪,尽管存有差异,但两者都主张对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但是,仔细分析这两种观点,可以发现它们是概念不清、逻辑矛盾的产物,都存在混淆概念、肢解犯罪构成或者是逻辑前后矛盾的问题.事实上,想象竞合犯并非形式上的数罪,而是实质上的数罪;对它的处断原则也不宜按照传统"从一重处",而应该数罪并罚.     

作为实践范畴的因果性概念

古典理性主义、休谟经验论与康德批判哲学对因果性概念的考察方法与解释，均具有非合理性。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出发，将因果性概念作为实践范畴来考察和把握，才能对因果性概念的根源、其客观性以及必然性科学知识的意义作出合理的解释。     

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康德与王阳明

康德和王阳明分别呈现了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即康德关于"意志自律"的阐发与阳明关于"良知自发"的诠释。如果仅仅是在"自我立法、自我遵守"的意义上谈论"自律"概念,那么二者有着相似的义理结构,这集中体现为其关于道德动机的阐发,即德性作为主体的内在品格逻辑地指向自我成就,因而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含有一种动力,能够促使我们去实践德性所要求的行动。不过,康德和王阳明分别赋予了自律伦理学两种可能的形态,这种差别根源于二者对自律主体的不同设定。基于中西方异质的情理精神,康德的自律主体有着情理二分的人格组成,阳明的自律主体则是情理合一的存在,其中的关键是二者对"情"的理解。从更广的意义上看,这种设定又逻辑地构成了他们相异伦理学体系的重要一环。     

牟宗三“智的直觉”思想所圆成之境

牟宗三"智的直觉"概念是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但却做了相应的改造。"智的直觉"在康德处是一个消极意义的概念,因其不承认人可以拥有智的直觉;而在牟宗三哲学中则具有积极意义,他正是以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为出发点来建构其整个道德形上学体系。康德是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意义上考察"智的直觉",而牟宗三则是在中国传统境界论意义上探讨"智的直觉"。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觉的呈现,不是指人通过自身的认识能力认知超越的本体,而是指人可通过实践的工夫达至超越的境界。此境界也不单单是指道德境界,而是包含了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的圆融之境。     

康德关于空间、时间的先验观念性证明

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要范畴,是先天综合判断得以可能的条件,是先验感性论的基础。康德运用几何学、关系、贝克莱幻想、上帝、理性的二律背反五个论证证明了空间、时间的先验观念性,即空间、时间不是理性概念而是直观形式;直观只能直观到形式,即关系,而无法直观到质料;空间、时间不是先验实在的,不是“自在之物”之性状,而是观念性的。作为先验观念性的纯直观形式,空间、时间开启了康德先验感性论,化解了纯粹理性的辩证幻想,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端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