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塾师的束脩——以《徽州文书》第二辑资料为中心

塾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教育,束脩是塾师的基本收入。徽州文书《门人姓名附录典故》记录了清同治年间徽州黟县宏村一位万氏塾师的束脩收入情况,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一个门人一年要向先生交三次束金,每次束金一般在500~600文,一学年就是交1500~1800文,另有鸡蛋等。以一年收门人20人计,一个塾师年收束金达30000~36000文。如此收入,比照当时、当地的物价,应属中等偏上。此个案在徽州具有典型性。     

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现有关于徽州棚民的研究大多注意到棚民垦殖玉米对当地生态的破坏以及地方社会的禁止性措施,但难见对清代徽州玉米经济实态的系统考察,对文书资料利用也很少。资料显示,在清代徽州农村社会,玉米种植并没有做到令行禁止,玉米实物租大量出现,反映出民众对玉米这一粮食种类的认可。清代徽州玉米垦殖收益的分配方式颇为多样,一些山主通过出租山场可获得大量玉米实物收益。此外,清代徽州地区玉米种植虽然对山地生态有所破坏,但也有促进林木种植的一面,这在以往研究中未受到关注。     

清末民初徽州京庄茶商经营实态研究——以吴炽甫京茶庄商业账簿为中心

清末民初,歙县吴炽甫在家乡开设茶号,收购、加工茶叶,运到天津和营口茶庄批发,销往京、津、东北等地。黄山市档案局(馆)藏吴炽甫京茶庄商业账簿,始于清光绪十三年,迄于民国八年,类型多样,内容丰富,详细记载了吴炽甫京茶庄茶叶收购、加工、贩运等经营活动,较为具体地呈现了茶庄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体系和组织化经营的实际形态;揭示了徽州茶商在近代市场条件下经营方式出现的新变化,也反映了阻碍茶叶贸易行业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因素。     

清代徽州的基层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以道光休宁县王百龄府试讼案为中心

道光年间,徽州休宁县人王栋之子王百龄参加府试被阻,而后与阻拦者之间发生诉讼。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王家是休宁土著还是冒籍投考。当地大族汪氏坚称王栋为其世仆,而王栋则认为其祖、父及自身均有捐官捐监,身家清白无疑。清代自雍正朝至道光朝曾五次颁旨开豁世仆,最终以现时应役为标准判断主仆关系,出户三代即可一体应试。王百龄府试讼案这一历史片断,是清后期徽州地方社会关系在科举考试中的折射:佃仆即便三代不再应役,仍被视作贱籍,在地方社会中饱受歧视。由于户籍、学籍制度缺乏实效,清代科举应试资格的核验流于主观,廪保往往被地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所左右,导致小姓始终在科举考试中处于劣势。由此观之,清代科举并非纯粹的竞争性考试,其造成的社会流动更类似于一种庇护性流动。     

明清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明清徽州书院教育十分发达,位居全国前列。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考察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功能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书院的教学内容、书院的祭祀仪式和书院的讲会制度。此外,徽州商人、徽州宗族及徽州学者和乡绅三方面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提供了经济社会保障。     

从徽州家谱看徽州家风建设——以绩溪家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辑录了大量家训家法等文献资料。家训中有关"做人、持家、志学、为官"的家风建设,体现了宗族对族人做人处世的基本要求,折射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家庭问题上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徽州优良家风的传承不仅对基层乡土社会的宗族建设和内部结构的维系有精神支撑作用,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培育亦有重要意义。     

徽州遗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考述——以黄山学院图书馆藏资料为中心

遗存的徽州文书、徽州宗谱、徽州地方志、古籍图书中,蕴藏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这些资料较真实地反映了徽州民俗活动、文化空间场所、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等。解读和研究这些资料,旨在为原真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参考依据;并在了解资料内容、型式和特点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技术存储管理资料,更好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服务。     

清代地域学术的互动:以常州与徽州的学术交流为例

在清代,以江南为代表的诸多地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同时各地之间学术文化又通过交流和融合,互相促进、提高。在常州活动的徽商,虽然没有像扬州盐商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也积极为本地学术活动提供设施与资金,乃至直接加入文人的社交圈。一些定居常州的徽商发展成为当地的著姓望族,并在常州学术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常州张惠言在徽州授馆,前后有七八年之久,其学术深受金榜影响,古文及篆刻书法也是在徽州受到王灼和邓石如的影响。同时,张惠言将其自身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易》学和词学传播到了徽州。常州和徽州均为清代学术重镇,并且形成了各富特色的学术风格,通过考察两地的学术交流活动,可以见出清代各个地域文化影响与交流状况之一斑。     

徽州民间账簿及其产生的社会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例

账簿是传统社会较为常见的文献,不同人群出于不同的目的制作了种类众多的账簿,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徽州遗存有不少明清以来的民间账簿,"胡廷卿账簿"是其中部头较大的一种.该账簿既记账又记事,从形制和内容上考察,虽有传统商业账簿的一些特点,但并非商业账簿,而是属于广义的"排日账"范畴.这类账簿之所以广泛产生于徽州,跟当地独特的教育制度及商业习惯密切相关.透过胡廷卿账簿,亦可看出账簿制作者日常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     

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从民间学术视野考察可知,徽州朴学家的学术起点和重点在于实用性的学问。他们首先是小学、历算和礼制学家,其次才是经学家和哲学家,这种先"术"后"学"的治学路径,与徽州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戴震走出徽州后,也是以自然科学的成就显扬于世,并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取向,故能成就大家,引领风气。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明代官员政治地位升迁中的年资因素——以徽州进士为中心的考察

重视年资,是传统官僚政治体制下对官员考评、铨叙、升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有现象,这种现象在明代尤为显著。在明代徽州156位任职时间可考的进士中,任职时间14年以下者,其高官机会几乎为零,而任职时间超过30年者,其高官机会则为0.88。可见,年资的积累,是官员地位升迁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本。由于官员考课制度缺少清晰的、可操作的硬性标准,年资因素逐渐成了一个刚性的衡量尺度,进而决定了官员的升迁机会和政治前途。     

宋代徽州的民间宗教信仰——以《新安志》为中心

宋代徽州人信奉的神灵名目繁多,既囊括了传统佛、道诸神,亦包括名目众多、带有很强地域色彩的英雄人物崇拜和自然神信仰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徽州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祈求神灵保护、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态和愿望。而神灵种类的繁多,又体现了宋代徽州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水程”与“议约”:清代汉口房地产卖契的书立——以徽商文书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前期的汉口房地产买卖,在签订绝卖正契之前,通常会由卖主出立一种议约性文书——"水程"或"允议约""承议约"。这类文书有类同时期江南的"草议"和广东的"定帖",其书立过程、基本内容和功能性质大致相同。草议、水程、定帖名称虽异,但实质相同或相近而存在于不同地区,说明至迟到清代,各地房地产交易文书的具立形式和步骤,大致相同,趋向一致。     

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清代中叶清水江流域婺源木商经营实态研究——以嘉庆婺源《往苗杂用》账簿为中心

清代中期,婺源木商赴清水江采买木材,从事自三寨至德山间的短程木材运销,亦常将布、盐等运至苗、楚销售。他们灵活地采用公号、小伙、寄小伙等合伙方式运用资本,资本规模一般几百两至数千两。其公号甚至向王寨借银作本。在卦治、王寨、茅坪采办条木,或以根计价,或以篾尺围量材积计价。乾嘉年间三寨买木例规,自树篼起五尺以上围量条木,且既无周长折扣,又无材积码子折扣。自三寨至德山的运销过程中,要承担牙口、江钱、佣金、程仪、头银、辰关木税和点开篷礼等税费项目,合计约占木价款的8%以上,运费约占木价款的4%。婺源木商的利润主要来自条木产销两地的价差,以及贩卖布盐所得。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