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商人与新时代：赣州徽商汪德溥的生活变迁（1890-1955）

现代徽州商人与传统徽商一脉相承,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经历对于理解社会转型具有参考价值。赣州徽商汪德溥曾涉足肥皂、茶社、蚊香、酒店、米号等商业领域,以"行商"小生意起家,商业资本和经商能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向中等规模的"坐贾"发展,遇到挫折后又退为"行商"。在职业选择上,其首选是进入公职单位,而非风险偏高的商业领域。汪德溥无论在公职单位还是经商都受到徽州同乡和亲戚的关照,虽然他的生活方式已经高度土著化,当地人却仍然把他当成安徽人。他在邻居、同行及合伙人、街道干部心目中的形象不佳,在"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被当成对立面。1949年以后的社会变迁,对固守传统商业思维的汪德溥造成巨大挑战,对比他在经营、生活、交际、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可以管窥徽州商帮走向消亡的具体过程。     

徽州方志中的重商思想

微州方志与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背道而驰,强调环境决定徽州人对经商职业的选择,不存在职业的卑贱。志书代表地方官府和地方精英的观点,他们的看法为徽州人经商带来宽松的环境,鼓励和促进了徽州人闯荡商海。志书还从勤俭、尚义二个方面,对徽商人格给予肯定。志书还鼓励徼商创业,提倡“廉贾”价值观。在志书中,编纂者通过各种方式为商人代言,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广结善缘,"立体"交往;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乃至在社会经历剧烈变革时期,徽商心理终结。以此认为,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文章最后对徽学研究进行深入反思。     

略论徽商的兴起

本文探讨了徽商的兴起和发展的多方面的原因。客观上 ,农业资源的局限和人口的大量内迁所导致的生存压力使徽商不得不走向经商的道路 ,同时 ,徽州地域水利和山林资源的便利也为徽州人走向商业之途提供了可能 ,在儒学气氛的熏陶下和儒学传统开始走向松动和式微、新的思想破土而出的社会环境里 ,徽商巧妙地利用和整合了传统文化资源和新的文化资源 ,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清代旅外徽商家族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贡献

徽州地少人多,科举仕途与四处经商是明清时代徽州人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生活的两个重要途径。他们儒而不成则转而为贾,或亦儒亦贾,贾儒相济。经商致富的徽州人,热心文化事业,崇仰学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清代前中叶,朝廷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受此影响,江南的徽商家族大量刻书,积极献书,为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及《四库全书》编纂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旅外徽商文化程度普遍很高,徽州的士子、商人和官僚三者是流动不居且混而不清的,他们凭借顽强不屈的毅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执着的文化追求,既为自己找到了生活门路、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也为寄居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营造出浓郁的人文环境。     

明清徽州家谱治生观与徽商发展

明清徽州家谱收录了大量有关族人治生的文献资料,揭示了经商是徽人治生的重要手段。徽州家谱四民观在客观上肯定了徽州族人外出经商的行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徽州家谱勤俭观引导徽商朝着健康和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徽州家谱治生观的具体展现,对明清徽商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这便是我们认识徽州文化的第二条途径。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我们该如何反思徽学研究?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等。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对徽学研究进行反思:第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徽州文书的深度搜集和整理;第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

近代以降,徽商经营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二是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三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它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     

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所办刊物与改造徽州社会的舆论动员

明清以来的徽州是一个高移民社会,以徽商为主体的旅外徽州人与故乡始终保持着良性互动的关系。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面对家乡社会的衰落,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和使命感,他们通过组织同乡团体,创办刊物,发表各种改良言论,为革新徽州面貌进行舆论动员。这些刊物以建设新徽州为使命,高度关注徽州的教育和烟赌等社会问题。虽然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旅外徽州人的很多改良建议流于形式,但是对徽州新思想文化的孕育与传播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某种程度上,旅外徽州人在用一种批判的态度表达对乡土的敬意。     

论徽州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徽州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有鲜明特点和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徽州文化对新文学先驱者及现代新文学发轫期的影响;徽派朴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渊源;徽商在徽州文化和白话文推广中的作用;徽州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的浸润。徽州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体现了文化阐释与文学新变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古徽商经营理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

古徽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体制给现代经济生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通过对徽商的发展过程、经营原则、经营方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认为古徽商商业运营的理念和在商号管理、商号运营中所蕴藏的传统商业文化,反映出几百年来徽州人打破地域限制到全国各地去经商的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其公平守信的经商原则、以义取利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民间商会组织的强大功能等,为现代中国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汲取的宝贵经验。     

明清徽州贞节之风盛行的原因及其社会心理分析

贞节作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内容,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明清两代贞节之风盛行,与其他地区相比,徽州贞节之风尤甚,无论贞节的人数还是“贞节坊”的数量都位居前列。针对徽州地区这一特殊的现象进行个案研究,揭示了明清徽州贞节之风盛行的表现,分析了该现象形成的原因,并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从徽州妇女的心理结构和徽商的直接作用等方面对这种现象作了社会心理方面的探析。     

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

徽商在明清时期活动异常活跃 ,地处徽州以南的福建也因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吸引徽商往来贸易。徽商在福建所从事的行业众多 ,其中在明代中期 ,徽州海寇商人还积极与福建海寇商人联手发展武装海上贸易 ,可以说徽州海商的成功得益于福建海商的大力支持。徽商在福建的频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徽商在芜湖的社会活动

徽商是活跃在明清商业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其足迹遍及国内外。明清时期的芜湖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运输等条件,吸引了大量徽商前来。极富“儒商”特色的徽商凭借雄厚的资本,积极参与当地建桥、修建会馆等社会慈善活动,为商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贸易环境。同时徽商在芜湖的社会活动推动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也加速了与当地居民的融合。     

民国大学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流动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的考察

借助完整的档案资料,本文从职业、收入、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教育层次等多层面入手,系统展示了民国清华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状况. 研究表明,民国大学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生活水平差异显著,形成了阶层分化严重的职业与社会阶层体系. 作为新式职业群体,大学从业者的职业获得以教育获得程度为基础,近代西方化的教育对此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无基础教育、有无高等教育和有无留学教育直接决定了从业个体的生活水平和阶层地位. 民国社会过高的教育门槛使得这种以教育获得为凭借的阶层间流动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停滞,整个社会处在"断裂"的危机中.     

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

明清时期徽州藏书业颇为发达,而其内在动力即是徽商的勃兴。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之间的关系:徽商对徽州藏书业的影响;徽商影响之下徽州藏书业的特点;藏书业对徽商的影响。从而更为深刻地认识徽州藏书业发达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商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明清徽商妇社会分工的商品化倾向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愈益繁荣,商人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士农工商”的传统阶层界限被逐渐打破,商人享有的权利比以往更广泛。徽州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的区域,随着徽商活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拓展,家中日常琐事几乎都由徽商妇人来完成的。同时,徽商妇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家庭角色,男耕女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她们与商品市场联系更加密切,其劳作的各方面都受到市场需求的支配。     

徽商与徽吴两地的女性地位

明清两朝,徼商经营的成功,促进了经商之地经济的繁荣、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世风的开放,促使吴地妇女纷纷参与棉布业的生产,相应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间接影响了吴地妇女的生活形态,且以正面影响居多;而对家乡徽州妇女的地位则以负面作用居多,徽州妇女为徽商的成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承担起挣钱养家的重任,而且牺牲了个人正常的生活情趣和基本的生存权利.     

内助之功:论明清徽商妇对商业的贡献

明清时期徽州商帮富甲一方,享誉天下,徽商取得巨大成功离不开背后徽商妇的贡献。徽商妇通过佐夫起家、主持家政、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等方式为商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徽商妇为徽商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包括生活艰辛、空守门庭、守节扶孤等。为此,徽商妇也收获了家人感怀、政府旌表、青史留名等精神回报,但这种回报具有历史局限性。     

徽州民居身世源于东阳民居吗?

通过对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的条件,即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人才辈出的地理环境,与徽商同步发展的徽州建筑队伍、徽商的雄厚经济势力,以及徽州与皖南的建筑规制、模式、手法、渊源、志书文献记载,徽商活动的舞台等的分析,说明徽州民居身世不可能源于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