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

白居易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旧唐书·元白传评》载:“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清冯班也说:“东坡云:‘诗至杜子美一变’,按大历之时,李杜诗格未行。至元和、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由此可见:元和年间是唐诗大变的重要时期,而这大变的主盟者,则应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内的韩愈、孟郊、李贺、刘禹锡等元和诗人。对唐诗大变的主盟者——元稹的诗歌,     

论元稹江陵诗中的荆楚地域文化特色

元稹贬谪江陵时期,是他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是他“元和体”诗形成的关键时期。全面考察元稹的诗歌,其贬谪江陵时期的“长篇排律”和“小碎诗章”都和荆楚地区的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诗作既包含了诗人自己和中唐诗风转变的若干信息,还反映了当时荆楚地方的风习和中原人对该区的认识。     

元和体名义辨析

通过对历代文献中“元和体”一词使用情形的爬梳 ,勾勒这一概念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 ,辨析在不同使用状况下其内涵、外延与指称对象的异同 ,总结其使用范围所包含的八个层次 ,以求全面的把握“元和体”这一诗体概念的准确意义     

“元和体”与中唐诗风

“制到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任浙东观察史、越州刺史时,两人以诗章赠答,白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这样评价二人诗文的。前一句是对元稹的赞美。白居易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告,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元稹制告“新体”,实是文体文风改革已深入到官方公式文字领域的反映。后一句是对元白唱和诗的自评,白居易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居易在此明确地意识到了“元和体”诗对当时诗体诗风的变新作用。按照张碧波先生的观点,①元和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     

新旧《唐书？地理志》各州领县户口系年考--从州县建置的角度

《旧唐书？地理志》多数州府均有两组领县和户口数字,分别记为“旧领”“天宝领”,个别府州另有记为“天宝后”“领县”“元和领”“今领”的领县情况。根据州县建置及变动情况,可将这些不同时期的领县及所领户口的年份大致推定为：“旧领”为贞观十三年,“天宝领”为天宝十三年,“天宝后”为天宝十四年至乾元年间,“元和领”为元和十四、五年,“今领”为大中后至光启三年,“领县”多为天宝末至宝应年间。《新唐书？地理志》各州只有一组领县和户口数字,除京兆府下有“天宝元年领县”字样外,其余州府均直接记为“领县”。《新志》所记户口与《旧志》“天宝领”所载户口数大同小异,应是同时期户口数据,但是领县年份却与户口年份不同,《新志》各州领县时间当为天祐三年后。     

关于俄语动词的动作方式的几个问题

当前研究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的动词体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旣要把说明动词体的语法因素和词汇因素加以区别,又要把动词体同所谓“动词的动作方式类别”加以区别。正如捷克语言家伊萨钦科所说的:“如果不是确切而原则性地把动词体和我们称之为‘动词行为进行方式’的东西区别开来,那么,现在要对斯拉夫语的动词进行科学的研究是不可思议的”。长时期来,语法学家们对动词体的语法语义有不同的理解,对动词体是纯语法范畴还是词汇-语法范畴有不同的看法,对动词两个对应体是一个词的两个形式还是两个不同的动词持对立的观点,等等,在语法学说史上,对动词体是“两体论”(完成体和未完成体)还是“多体论”(加上所谓“一次体”、“多次体”以及“分体”等)持不同的见解。为此,当     

"元和体"考辨

"元和体"曾经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及其后风靡一时,但目前对于"元和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首先表现在对"元和体"的界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从梳理"元和体"的概念入手,分析造成分歧的原因,并对"元和体"创作时间、主要人物、体裁和题材略陈管见.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元和体”诗学意义

《旧唐书》以元白自述中的“元和体”概念作为书写中心,以元白的文学活动作为传记的重要内容,又以本时代对元白的接受作为考量标准,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的阐释观念,元白在五代的被接受状况也被呈现出来了.史臣通过对元白入传位置的调整,淡化了元白作为一个诗派的特定意义,通过对传记文本内容的增删改写,转而以传主的政事行为与相关事件为中心,这也就瓦解了《旧唐书》以元白作为一个文学唱和群体而主盟元和诗坛的文学格局建构.从元和诗、元和格、元和诗体到元和体演进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出一个文学概念的确定过程及其具备的文学史意义.     

权德舆诗歌“承中有变”的历史功绩

权德舆作为中唐贞元、元和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以文名人仕，人相出将，曾主盟文坛“余二十年”。然而其政绩掩盖了诗名，后世对其评价也不甚高。不过，这位曾知掌贡举，广泛参与多种文学活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文坛活跃分子，其诗歌创作，既有“盛唐余响”，亦有典型的中唐风貌，体现出“承中有变”的过渡诗风，对中唐文学观念的渐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长恨歌》文体异说

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以他文史大家的卓识,提出“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的新说,并准确地指出《长恨歌》为“言情小说文体”的诗歌部分。其实就《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这两部具体作品而言,两者都是小说,一用诗体,一用传体,《长恨歌》就是诗体小说。     

"圣性"与儒家传统

“圣性”是儒家用来指称成就超越人格即圣人的内在根据 ,虽然“圣性”这个概念在儒家的概念系统中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过 ,但是对它的探讨却与儒学史相始终 ,与“圣人”一起构成儒家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儒家对圣性的探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同时是充满了不同见解与矛盾的过程 ,心体与性体的纠葛是儒家对圣性理解的最终关枢。     

杨万里“诚斋体”的理学意蕴

杨万里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理学家。他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形成了“活泼自然、饶有谐趣”的诚斋体。诚斋体自然而然的受到了理学的影响，是杨万里诗学与理学的完美契合。诚斋体的形成与理学中所提倡的“活处观理”“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有密切地联系。     

汉赋艺术论

汉赋的本质对于我国的各体文学作品,历来都是采取两分法,把它们分属于诗和文,只是诗文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汉魏时期,艺、文并举,当时人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这“艺”相当于后来说的文,“文”相当于后来说的诗。六朝时期,文、笔并     

论“诗言志”在先秦的嬗变

本文通过对先秦具体作品及相关理论的分析，认为“诗言志”中的“志”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各有其特定含义，而“诗”这一文体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所担负功能屯不尽相同。     

李绛与“元和中兴”

本文认为唐宪宗统治期间的“元和中兴”主要在平息藩镇、重振朝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源于唐宪宗的虚怀若谷、明睿抉择，源于宰相李绛的忠谏极言。大政方略。没有李绛，“元和中兴”将大打折扣。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英语的时与体

“时”和“体”是有关英语动词的两个语法范畴。“时”以动词的形态为主要依据，分为现在时和过去时，表示动作或过程发生的时间，“时”与时间不同，“时”是时间这一自然概念在语言上的表达方式。“体”的构成以句法组合为依据，分为完成体和进行体，表示动作或过程在某一时间的表现方式或进行情况。“体”必须借助于“时”才能体现动作所表示的时间。每个“时”可以和一种“体”结合，也可以同时和两种“体”结合。“时—体”之说要比时态之说更具有可分析性和操作性     

论诗味理论的源起与发展

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范畴是丰富的，“味”也是其中之一，比及其他范畴，其历史更悠久，运用更普遍，影响也相当深广。然今天的古诗、文论研究，对“味”却不及“境”、“气”、“韵”等那么重视。本文试对诗味理论的源起与发展线索及时期进行勾勒划分，并从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不同时期的特点作简要评析     

论“江湖十八本”在民间演剧史上的地位

“江湖十八本”是民间演剧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流播过程中，它对传统剧目有着传承与繁荣作用，尤其是元明时期的一批戏文在“江湖十八本”中得以保留下来。“江湖十八本”繁荣的历史揭示出传统戏曲的生存机制、本质属性，以及完备戏曲史的认识，为当代戏曲振兴作出重要启示。     

从《戏为六绝句》看杜甫草堂诗的"诗史"特征

上元二年写作于草堂时期的《戏为六绝句》是杜甫最重要的论诗著作,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提出了“亲风雅”、“当时体”等观点,“亲风雅”、“当时体”等主张对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思想的多样化和艺术形式的升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使杜甫的草堂诗体现出了“诗史”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