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继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正> 《文史哲》编辑部要我再写点读书经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介绍一下我所闻见的前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作为个人和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同志们的参考。前几期《文史哲》的“学者谈治学”栏里曾介绍过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他们二人也是我的及门业师,对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知道一些。以我看,陈垣先生治学十分谨严,丝毫不苟,方面也很广,无愧是一代大师。顾颉刚先生治学不如陈先生谨严,方面也不如陈先生广,但他对于学术的忠诚,推动学术开展的努力以及自己所下的苦功,也大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这里着重介绍陈先生过去的一些事情。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陈来教授访谈

陈先生 ,众所周知 ,您非常幸运 ,曾亲炙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这样的中国哲学大师 ,从他们那里 ,您都接受了哪些训练 ?●在哲学史研究上 ,上世纪 80年代前期 ,也就是 1 978到 1 985年 ,我受张岱年先生的影响很大。张先生教人最强调“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这是一种实证的治学精神 ,强调对古典文本的客观了解。另一方面 ,在哲学史的研究中 ,张先生与冯友兰先生注重逻辑分析 ,也就是所谓“辨名析理” ,这种方法对我影响也很大。这实际上也是上世纪 30年代清华学派的风格 ,注重概念、范畴的解析 ,但是这种分析与那种建构式的逻辑分析是不同…     

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的嬗变及学者治学特点

清代学风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清初 ,出于对明末空疏学风的反动 ,大师们所提倡“务实”、“经世致用”的学风 ;二是乾嘉时期 ,考据学派提倡“实事求是” ,但稽古不问今的学风 ;三是道咸以后 ,面对外侮内忧 ,“经世致用”学风的复活。本文着重对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产生及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 ,并具体分析研究了两个不同时期几位主要代表人物治学宗旨、方法、内容的异同     

“故宫学”与“故宫学派”

从2003年提出“故宫学”以来,就在思考“故宫学派”的问题。只要是治中国传统文化之学,采取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重实证不空谈、学风严谨、求真求是的治学路径的,都是“故宫学派”采用的治学路子;如果研究的又是关于故宫的学问的话．便是不折不扣的“故宫学派”。     

以人为本 任重道远——姚先国教授访谈

○我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学者在他们的理论建构中都有一个关键词,并以这个关键词为核心概念来解释问题。比如,林毅夫教授的关键词是“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周其仁教授的关键词是“产权”;汪丁丁教授的关键词是“制度”;同样,您的研究中关键词是“劳动力产权”或“人力资本产权”。一般来说,字面上的理解“劳动力产权”是一个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可是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制度经济学的三大学派如芝加哥学派、华盛顿学派、卡内基-梅隆学派他们都不讨论“劳动力产权”问题,他们讨论的是制度变迁,是物质意义上的产权问题。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的…     

从顾炎武到章炳麟

顾炎武(1613-1682年)是明清之际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在明朝衰亡、理学盛行之时,扛起了“经学”的大旗,上矫宋、明理学的末流,下启清代“汉学”的先路,在我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上起过巨大的影响,直到近代的章炳麟,才基本上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学派来说,他们除掉有其治学方法上的共同点及其前后师承关系外,又每每从前人对经书的阐释中找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材料,累积适应当代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为自己的阶级服务。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很明显地开创和终结了清代“汉学”;但他们由于时代不同,在学派的继承上,也就有所歧异。过去有些学者,或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或抽去了具体的阶级内容,而陷于形式主义的比附。本文拟通过清代“汉学”发生、发展、终结的历史过程的钩索,探讨这一个学派的“继承”关系。     

学问是做出来的

“学问是做出来的”,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这里把它做为一个题目,是强调“做”字的重要.如何做学问?我用四个字概括一下:一是“法”,二是“学”,三是“出”,四是“高”.先说“法”.很多人都讲读书要有方法,这个方法也就是“道”.做学问的方法和“治学之道”是一样的.我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历代留传下来的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很多很多.具体到每个人,则各有各的方法.我不主张把“法”讲得很死.我和一些外国专家(包括作家)在一起开会,有时也谈到念书的方法问题,得知念书在国外也没有一定的方法.“书法”叫法,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当然它是从有法到无定法.念书更是这样,你要别人给开一张治学之路上的“通行证”,可以肯定地说你这张“通行证”是走不远的,甚至是行     

关于练基本功

<正> 近数年来,屡承《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约写谈治学经验的稿子,之所以迟至万难推却的时候才勉强动笔,是有难言之苦的。认真治过几十年学,才会有治学经验可供别人借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而我呢?五七年以后,就被当作“厚古薄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断批判;“深刻检查”尚难过关,哪敢治学!“文革”将开始,又因曾经论述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

乾嘉考据学派,在中国封建主义的学术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学派的一群学者,有的以治经著称,有的以考史见长,有的以小学名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都曾被认成是学术上的权威,并对后世造成不小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人竭力推崇他们的学风和治学方法,认为他们的态度是客观的,方法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朴实的,主张我们要无批判地仿效他们。这就使我们有必要来重新考察一下,这个学派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们有那些贡献、有那些流弊,他们的学风和治学方法是怎样的一种学风和治学方法,它在后世造成过那些影响,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看待它?这篇文章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次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漫画大师的爱妻守则

他的爱妻守则：太太绝对不会错! “如果发现太太有错,那一定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的错,也一定是我害太太犯的错;如果我还坚持她有错,那就更是我的错;如果太太真错了,那尊重她的错,我才不会犯错.总之,太太绝对不会错—这话肯定没错.”这是被誉为中国漫画大师的丁聪写的“爱妻守则”,字里行间除了透着诙谐,还有大师对妻子浓浓的爱意. 一直忙于工作的丁聪,年近四十仍然孤身一人.他的生活能力很差,家人和朋友都操心他的终身大事.因为工作关系,丁聪经常接触一些女明星和女文艺工作者.说话风趣、才华横溢的他很讨她们喜欢,但丁聪总觉得搞文艺的女人不适合自己.也许是看多了,也就少了那份神秘感,丁聪一直坚持不找女艺人.     

陈垣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陈垣和傅斯年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位史学大师,其治学风格有异有同。他们一重“土法”,一用“洋法”,但都以史料为治史的基点,以发扬民族文化为治史的理念,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     

漫谈治学

我曾经宣布,七十岁以前,不再写治学经验之类的文章.这是由于考虑到,我个人在治学方面确实缺陷很多,基本功不硬,成果也为数有限,谈不上有什么成功的经验;至于教训却不少,但谈出来不登大雅之堂,难免贻笑大方.最近我院举行治学经验交流会,领导上嘱我重点发言,只得勉为其难,拉拉杂杂谈一些零零碎碎的意见,供大家参考.错误、浅陋之处,在所难免,好在这是内部座谈,易于得到大家的谅解,希望多加批评和指正.     

扬州学派的实学思想及实践

扬州学派的实学思想是清代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扬派学者治学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注重经世实用;高举实践大旗,批判宋明理学;强调实测而知,宣传科学精神。他们为明清实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杂学旁搜”到“观于远近”

<正> 想起《红楼梦》里说过贾宝玉是“杂学旁搜”,我不由联想起我青少年时代,也很有点这种味道。“杂学”而又是“旁搜”,不免有一点读书零乱或者是缺少有目的地汲取和剔除知识的意味;然而从一个初初治学的人说来,不懂得治学方法,光从兴趣出发,乱翻乱看,齐头并进,主次不分,缓急不辨,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从“乱”到“不乱”,从无计划到有计划,有个千山万水的过程。回头一看时,对走过的弯路,就有清醒的认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还比不走弯路或不大走弯路的人,更能从教训中获得教益。     

傅斯年:批评主义史料学派的文化建设论

评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史诸学派 ,传统的说法是两大学派 :文化激进主义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学派。这样的划分较机械与欠科学。似可划分为文化守护学派、文化批评 (破坏 )学派及文化建设学派较为适宜。胡适群类是中国文化批评学派最有力与最有影响的积聚。他们从“破坏”入手 ,以期中国文化的彻底重构。他们的实证疑古的方法论即为此目的服务 ,并将此种方法运用于史学。傅斯年属胡适史学“猛将”之一。他主张中国文化“脱弃旧型入于新轨”,于“破坏”前提下重作新制 ;他对中国“性”、“命”说作全新诠释 ,倡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认真实践 ,做出成绩 ,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留下鲜明印记     

论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阙疑观

<正> 经过对中国学术史的深刻反思和自己治学经验的悉心总结,王国维的阙疑观成了他整个学术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从某种视角言,阙疑法似乎是一种负面的方法,但是唯其正确运用,成了王国维走向成功的又一阶梯。诚如王国维的评价:“阙疑为进步第一关键”;“考释古文字以阙疑为第一要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探讨,请读者指正。(一) 王国维作为学术大师,始终自觉地从中国传统学术中觅取治学方法之工具,又从西方学     

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的必然性与异质性问题

库恩用“范式”理论分析了科学的常规时期与革命时期,而比较文学也符合这种范式.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运用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将比较文学精确化、规范化,基本确立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但也因此出现了范式内不能解决的“反常”现象.后来美国学派又在“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之内暂时地解决了法国学派的“反常”现象,确立起了平行研究模式,但与法国学派一样再次将比较文学置入危机的深渊.结合李凯尔特对现实的哲学分析,不仅论证了“自然科学的元范式”追求同质化的本质,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学派所提倡的“异质性”的合理性.因此中国学派的探索完全能够摆脱法美学派的范式束缚,将比较文学引向一条健康规范的发展道路.     

谈治学

广西史学会定于今年十月在柳州召开第五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命我写一篇关于治学经验。我没有受过完全教育,知识很差。到壮年工作后,处处感到无知,都是遇到困难而去学习。至今耋耄之年,更感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能有什么     

"经""史"互动:章太炎的经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

“六经皆史”或曰“经史同源”,这是经学中古文一派的重要治学理念。章太炎作为晚清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自觉遵循“六经皆史”论,不仅在经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秉承“经史同源”的治学精神,在史学领域亦建树高标,从而在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