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教育纠偏行动中的宪法价值选择空间——以Gratz案和Grutter案为例

在以实现生源多样化为目标的教育纠偏行动中,种族因素只能作为决定是否录取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附加因素,并且必须对申请人进行个别化的考虑,否则就会沦为种族归类与反向歧视;在格拉特案中,多数法官选择的是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正义;而在格拉茨案中,多数法官选择的是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高于、优先于一切形式的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正义,程序正义是美国宪法文本的灵魂.捍卫宪法文本的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是法官进行宪法价值选择与追求和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     

刑事和解在西藏地区的适用——以西藏刑事习惯法“以赔代罚”理念为切入点

法律只有植根于社会文化土壤并切实回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西藏地处偏远且具有浓烈的乡土性与民族性,其在刑事习惯方面也具有相当的民族特色,其民族习惯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某些刑罚替代措施体现了刑罚的轻缓化、社会化发展方向,其民族刑事习惯中的“以赔代罚”与刑事和解制度理念竞合.刑事和解的适用有利于推进民族地方刑事案件的解决,对于建设和谐西藏、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刑事解纷方式的历史轮回——以“刑事和解”为观察脉络

在前国家时期,和解构成了刑事纠纷解决的权威机制;而在国家公共权威巩固之后,诉讼机制取代了和解,成为主流的刑事解纷机制,和解只能潜藏和活动于诉讼体制的边缘.到了当代,在"恢复性正义"的呼唤下,和解又经历了强劲的复兴,重新回到了刑事解纷的中心舞台.和解与诉讼的此种交错沉浮,很可能源于三组力量的复杂互动:公力与私力、国家与被害人、惩罚与赔偿.它们分别代表的乃是刑事解纷模式的三大构成要素:推动力量、核心主体和基本目标.这三个要素的定位,将会从整体上决定解纷模式的基本面貌.     

西藏农牧区基层民主选举方案研究——以S乡为例

西藏各地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村民委员会的工作重心各有侧重,政府管理意识和思路亦应有因地适切性.村民委员会选举是保障基层工作开展的重要环节.在选举前期准备中,各县乡首先总结上一届村民委员会管理与运作的整体及个案情况,发现各村集中的焦点问题与管理瓶颈所在,然后再以实现西藏村民自治管理为基础,设计制定具体的选举方案.方案是村民委员会选举实践不可或缺的理论参照与依据,关系到对重点棘手问题的突破与引导以及选举的具体程序与步骤安排.兼具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设计方案是保障西藏基层民主程序正义的理论文本与法律依凭.     

民国时期农村土地租佃中的“二东君”——以洞庭湖区为例

民国时期的资料表明,洞庭湖区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中常规的地主——佃户模式之外,还存在"地主——二东君——佃户"的特殊模式。二东君多为农村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关系广泛者。其在土地租佃中代替佃户交纳押租,负有督促佃户及时纳租等责任,并获取一定报酬。二东君既为土地的出租与承租拓展了空间,丰富了土地租佃制度的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范围。但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天灾人祸频仍、农村社会经济恶化以及革命风雨的到来,二东君制度遇到了困难和危机,给土地的出租与承租带来了不便。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规范性议题——以当代英美学者的相关研究为例

内 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规范性议题,当代英美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融合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丰富成果的基础上,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内容,不仅在总体上对马克思与道德的关系,而且在具体层面上对马克思与权利和正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论清代学政案——以“俞鸿图案”等为典型的考察

有清一代,各地的学政案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反映了清代学政制度的种种弊端。透过对以“俞鸿图案”等为典型的考察,从中可发现清代学政案明显的两大规律,首先是早、中期学政案之所以频繁发生、屡禁不止,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事人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中、后期,整个社会的教育风气已趋向败坏,显示出清王朝教育体制的日趋衰微。其次,统治者对学政案的惩处,经历了前严后宽的一个变化过程。尽管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学政制度的建设和维护,并采取严厉手段惩处各种学政案,但收效甚微,而最终,学政制度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环境侵权案件解决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以榕屏化工有限公司污染损害案为例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社会法律责任和企业社会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对于环境侵权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影响.这表现为诸如对于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精神损害赔忖偿问题和构建惩罚性赔偿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与环境侵权行为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活动.企业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制定政策、进行决策及采取行动.     

“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民国时期省议会与民间社团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会“议员加费案”为例

民国时期江苏省议会曾因议员加费案,与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主的社团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从而在民国议会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主要是江苏省议会试图通过削减教育经费来加薪,如此争费自肥自然受到了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江苏各界的激烈抨击。面对教育会的批评,尽管省议会也做了种种回击,但最终被迫放弃了加费举动,江苏省教育会更借此初步实现了江苏教育经费的独立化。在议员加费案中,作为民间社团的江苏省教育会之所以能屡屡压过作为政府机构的省议会,除了其作为新式职业社团能集合动员全省教育界的能量外,民国初年特殊的政治生态也是导致出现此现象的另一缘由。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司法审判中的直觉运用——以“张辉、张高平”案为例

司法裁判的过程,原本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但是,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直觉对人的思维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自然也会影响着司法活动.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凭借内心的直觉,判断分析某一证据或事实的真伪.由于直觉存在主观性和臆断性,容易导致法官的审判出现偏差,这也是造成冤案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将直觉引入一个正确的轨道,避免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出现主观臆断,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社会组织在救灾中的作为追溯——以1920年甘肃大地震为例

1920年甘肃大地震,灾黎遍野,由于政府救灾功能弱化,社会救灾力量进入国家场域,成为赈灾主力.凭借传统士绅影响力凝聚起来的地方团体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愿望与社会诉求达成一致,赈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现代知识精英逐渐从地方团体中分离出来组建更具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并最终与更大范围内的慈善组织实现了重构,揭示了中国的慈善活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轨迹.     

“庙”“学”共融：清末民国乡村庙宇改建学校研究——以山西为例

毁庙兴学并非清末民国庙宇改建学校的全部景象。山西乡村多将庙宇部分建筑改建为学校,即使庙内学校扩修,也给神灵预留空间。乡村学校的创修带动了庙宇的修葺,而庙宇的修葺也时常兼顾乡村学校的创修。在这种背景下,山西乡村社会最终呈现出庙学共融的景象。这一景象的出现实质上与山西乡村的社会经济、乡民兴学热情的高涨、乡村知识分子的神灵观念以及庙宇兴学的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山西乡村庙宇改建学校的研究为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区域视角。     

青海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以大通县为例

农村留守妇女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和家庭结构变迁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社会群体。她们面临着农业和家庭劳动强度大、生活和婚姻质量低、精神和生理压力大、健康状况较差、劳动技能单一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其社会关系简单,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有限,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也非常单一。营造支持和关爱留守妇女的社会氛围、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农村妇女的就业能力和健康水平、有效保护农村妇女合法权益是解决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关键。本研究以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为例,主要研究农村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现实状况、面临的问题和实际需求,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舆情公案”的制度指向与民意捆绑——以“唐慧案”为例

近年来,一些舆情公案大都带有超越于司法机制本身承载力的浓重制度指向。通过对唐慧案的细致分析,可以看到公众舆论对英雄母亲的集体想象与悲情塑造,展现了劳教制度之恶,并演绎出一个以命抗争的维权标本。但随着英雄母亲的真相反转与角色裂变,则带给了人们更多的理性反思与学理检讨。无论如何,舆论陪审团的制度诟病、意义放大与变革支点,难免使个案具有了太多的制度承载而形成司法之累,危及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这需要通过深度的司法改革来予以消解和克服。     

如何理解“东亚的战争与和平”——以探索合作途径的跨学科研究为中心

关于东亚的战争与和平的课题不是仅限于日本、韩国、中国的问题,而是超国界的灾害,是需要世界各国持续关注并引向和平解决轨道的重要问题。战争与和平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语言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但目前很难找到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综合视角的研究成果。以多学科视角对战争与和平概念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考察和平学与和解学的定义,从而理解战争与和平议题,提出和平解决的实践方案。遏制战争的能力越强,实现和平的路程就越近,为此需要实施最大限度地减少阻碍和平要素的战略,避免各种利益构造相冲突的战争特殊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共享追求和平的普遍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