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与天津城市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把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与合流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天津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活动的主要基地,在洋务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对中国城市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企业。过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大多着重关注天津洋务企业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等等,而专门论述轮船招商局与天津城市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文章拟就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与社会环境、企业的主要经营形式以及对天津城市近代化的影响作粗浅的探析,以求认识轮船招商局在中国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清末轮船招商局汽船和日本

在19世纪末期的东亚各国中,有能力经营大规模汽船航运公司的只有中国和日本.中国1872年成立于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对中国的海运业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业务不仅局限在中国的水运和海运方面,还曾扩大到海外,开通了日本航线,进行了数次航行,以期扩大贸易.通过对轮船招商局汽船航行日本情况的分析可知,对轮船招商局汽船在日本沿海的活动,日本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抵制措施,使其经营并没有造成之前以为可以影响日本航运业的情况,并最终无疾而终.     

轮船招商局与晚清海防

洋务派在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初,就有着以其民用企业之体,而达到海防之用的设想,并力图将这种设想付诸实践。轮船招商局在晚清海防中确实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它在北洋、南洋海防的筹饷、军运等方面以及台湾海防方面作出了贡献;它租领马尾船政局所造船只,对维系马尾船政局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它寓兵于商,对增强晚清国防实力作出了贡献。     

关于轮船招商局激励措施的历史考察

轮船招商局崛起发展于西方航运公司严厉排挤和制约的时代,它采取怎样的经营管理技巧以争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了一种必须。本文将探究轮船招商局如何运用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杠杆激励股东和员工,在夹缝中求生存,以追求更大的利润。尽管其激励机制还不完善,但对今天企业管理仍有积极意义。     

从轮船招商局的债款看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

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既缺乏资本原始积累,又难以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因此,负债经营便成为近代企业发展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支持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企业,同样长期存在债务问题。近代中国资本市场对于近代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十分关键和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这些企业生存的生命线。     

近代早期企业的治理特征--以1873年～1911年的轮船招商局为例

从近代早期企业的内部治理来看,轮船招商局实质上是一种"官权"与"股权"的合伙治理,轮船招商局的官款存局、官利制度是企业治理中的一系列"合约"安排,其剩余索取权由股东及其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共同分享,剩余控制权则由督办及主管大官僚李鸿章掌握,他们同清政府一起享有剩余索取权.轮船招商局的管理人员既是股东又是官员这种双重身份本身就体现了"官权"与"股权"合伙治理的特征.轮船招商局中的生产要素构成、利润分配、权利分享以及人事安排都体现了这一治理特征.     

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及李鸿章为中心

官督商办等企业经营方式,并非洋务派的首创,而是其对清廷原有手工矿厂经营方式驾轻就熟的沿袭.这一企业经营形式的出现,反映出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逻辑必然.李鸿章提出的"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并非完全是向官督商办企业争权,而是在适度放权,同时也是其对清廷内部顽固势力指责的一种回应.李鸿章提出的"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并非只要官督,不管企业盈亏,而是强调清政府不对其经营成功与否、盈亏与否承担连带的经济责任.这不仅是李鸿章等洋务派的主张,也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张.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营形式一度受到欢迎,有其进步的意义.当然,清政府对于官督商办企业的盘剥与压抑也是相当严重的.     

从几个节点看1920—1930年代招商局政企关系演变

1920—1930年代的招商局政企关系起伏较大,影响深远。该局虽然能够抵制北洋政府"查办",却被国民政府先"清查",后"国营",最后收归"国有"。此间的各方往来及因应互动,反映了政企之间从"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的过渡。影响招商局政企关系走向的既有"政"的因素,也有"企"的因素。招商局面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干涉的不同结局,为长时段观察中国近代政企关系走向提供了较好的案例。     

招商局与区域关系史研究的力作——《招商局与湖北》

一百四十年前,洋务运动如火如茶之时,中国首家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宣告成立,次年即在长江中上游枢纽,素有九省通街之称的汉口设立分局,同列强的轮运公司逐鹿沪汉线,继而在川鄂咽喉要地宜昌、沙市设立支局,投入汉宜、宜渝航线营运轮船招商局湖北各分支局在维护长江航运利权和促进湖北地方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招商局与湖北从而结下了百年之缘。     

论民国时期（1912-1937）的垦殖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垦荒作为扩大耕地增加生产的重要手段,受到社会各界一定程度的重视,垦殖已由最初的个人或少数人的私人经济企图,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之一部门,垦殖的必要性也由原始的经济目的演变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同时,由于内地农民多耕地少,生产不能满足其需要,人口压力极大,急需移出;而边疆又有大量可垦未垦荒地,兼以垦荒所需的资本筹集并无困难,这些条件均使垦荒成为可能。而历届政府也积极发文支持垦殖,并获得民间的热烈响应,垦殖事业一度十分活跃,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论清末民国时期的电力保障

电力是重要的能源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梳理清末民国时期电力的发展轨迹,它是推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具体而言,这时期电力保障所取得的成效日渐显著。一是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引导下,电力保障的制度化建设得以逐步完善。二是在电网建设上实现从区域分布不均衡逐渐朝趋于均衡、覆盖面更为广泛的方向发展。三是在经营格局上实现从外资主导向自主经营、从民营渐次向国营发展的转变。进而言之,探讨电力保障问题是从一个视角观察近代中国能源经济发展演进的轨迹。     

论民国时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妥协

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妥协是当时政治发展环境的产物。妥协合作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有时却是最可行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政治决不只是一门“斗争哲学”,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不能等同于投降,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软弱或投降的表现。民国时期的妥协合作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政治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三次政治妥协分别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及北洋军阀之间,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和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     

民国时期邮展述论

民国时期的邮展,依据主办方的不同可分为个人邮展、民间集邮团体邮展、官方邮展三类;就其组织运作模式而言,又可分为筹备、实施、展后三个阶段,三阶段中的具体工作是邮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邮展增强了民众的集邮兴趣,有利于集邮家开阔视野、增进交流,促进了民间集邮团体的良性发展,对政府也有一定影响.同时民国邮展发展趋势上的递进性、展地分布上的区域性、参与人群的有限性,又构成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述论

民国时期,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予以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统一了水政,颁布了《水利法》,制定了抗战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方针、纲领和战后发展计划,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拨款,对农田水利事业予以扶持,新建、改建、扩建了许多农田水利工程,增加了灌溉面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增加了农民收益,为抗战提供了军需民食,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农田水利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民国时期自贡报纸刊载广告研究

报纸刊载广告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广告费、广告种类、广告用语、广告版面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民国时期自贡报纸刊载广告,不仅反映出民国时期自贡报业的某些特点,同时也折射出民国自贡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对于民国自贡史研究和重组自贡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民国邮政史研究综述

近些年来,民国时期邮政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民国时期邮政的发展变迁;二是地方邮政史的研究;三是邮政业务的研究。总的来说,研究还处于较低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民国时期医学视角下的贞操观述评

关于民国时期舆论界医学视角下的贞操观,乃学界研究的缺失.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贞操的医学界说,集中在从生理和心理两个角度展开分析;第二,对贞操观的肯否认知;第三,提出正确贞操观的形成和实施举措.其所提出的见解与举措,在今天看来,仍颇有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命运

儒家之政治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性。由民国初年的“红”极一时,到五四时期的批孔风暴,继而又有以梁漱溟为首的现代新儒家的大力“复兴”。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仍以批判儒学为主导。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盐业生产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食盐生产虽然继续巩固了清末形成的滇中、滇西、滇南三片区盐业生产格局,但清代黑盐井在滇独大局面于民国初期已受到了强烈挑战,同时,盐产量总额也比清代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这一时期,部分大盐井和全省的总体盐产额都有较大的波动,而卤矿含盐量的变化、燃料成本的变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盐产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