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运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实际中一项卓有成效的秘密侦查措施。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在运用中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从实体法、程序法方面加以限制,确立诱惑侦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更好维护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电子证据取证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电子证据取证的原则对取证工作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在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内部规定中对电子证据的取证问题虽有涉及,但缺乏纲领性,整体性取证原则。取证原则的缺失,严重阻碍了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根据电子证据的特点,结合电子证据取证的实践,电子证据取证的原则应是依法、合法、及时、无损、全面、保护、保密。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司法实践,就应该加强立法,加快检验鉴定机构的建设和取证人员的培训,规范电子证据取证流程。这样,既可以规范取证活动,又可以保证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论抽象非法取证行为——从“防冤意见”第8条切入

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的实质是对于程序违法取证行为非法性的＂拟制＂,其构成要件包括＂符合特定的程序违法类型＂与＂不存在非法性阻却事由＂,其主要类型是一个增量而非定量。同程序性制裁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其中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同瑕疵证据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在操作上更加简单明了,将两个理论整合起来,可以很好地指导对程序性违法取证行为的规制。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是一个过渡性理论,随着取证行为非法性的实质向程序非法性倾斜,其可能逐渐被程序性制裁理论吸收。由于抽象非法取证行为对于证据的排除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在设定程序违法取证行为类型和非法性阻却事由类型时须格外审慎。     

论行政执法方式创新的法治路径——以钓鱼执法方式为视角

行政执法方式创新,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是行政管理改革创新的突破口和稳健路径。行政执法方式创新,应当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符合国家行政政策的具体要求。在理性对待钓鱼执法方式引起的争议时,我们需要准确把握行政执法方式创新的时代潮流、社会背景及其发展规律,以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创新,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创新,以法律制度保障引领创新。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公安侦查机关很难在每个案件中将案件事实侦查清楚。特别是对于毒品、货币等犯罪,由于案件特殊性质决定,公安机关经常采用诱惑侦查的手段。但是由于在法律上缺乏对该措施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文章拟对诱惑侦查进行制度设计,以彰显国家机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职能。     

论诱惑侦查

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行贿、伪造货币、网络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在当今许多国家,诱惑侦查以其不俗的表现而倍受侦查机关的青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受争议,应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     

唐宋词之“女性诱惑”论

女性诱惑作为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构筑人们消费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之一。唐宋词风靡于社会各个阶层,最终成为一代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缘于其女性诱惑策略的成功运用。词中对于女性身体诱惑的多角度描摹,是男性原始欲望的恣意书写;无处不在的女性情感诱惑,其中大多属于被男性用于消费的柔情和悲情;而由此蓬勃发展的女色经济,乃是女性诱惑发展的推动力。     

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的法律规制

进入大数据时代,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数据集合,并在其中提取出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刑事证据。由于取证手段的特殊性,其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争议性也更突出。技术侦查过程中的大数据取证行为亟需严格的法律规制。在侦查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取证监督,规范“信息数据”的提取流程;审查起诉环节实现对“证据材料”的筛选查验,破解证据使用的异化情形;在审判阶段,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特殊的质证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定案根据”予以认定,以此倒逼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规范化。     

隐私权保护之下的私人不法取证问题

偷拍、偷录等私人取证行为是否侵犯到他人的隐私权,要以行为人是否享有隐私权,以及对自己的隐私是否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来判断.以侵犯隐私权获得的不法证据虽然不适用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如果一概承认其法律效力必然造成不法取证行为因他人的模仿而泛滥,冲击以公力救济为导向的法秩序,并最终使社会因此而受害.对不法证据的取舍应在利益权衡理论之下构建不法证据分类排除机制.     

行政执法文明论

依法行政是法治建设的关键,行政执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执法文明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效率原则上.在行政执法文明建设中,我们要实现从管理行政到服务行政的价值转变,通过对执法者和制度建设的重视,来实现文明执法的法治要求.     

跨境取证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随着跨境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为了有效惩罚犯罪,一国或法域的部分刑事取证活动必须在另一国家或法域进行,本国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域外效力问题日渐凸显。传统观点认为,域外取证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执法者在域外进行的刑事取证活动。这一观点忽略了本国法律适用的整体性和涉外刑事审判的公正性问题。应当以公正审判为基础,承认在一定情形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域外效力。     

论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不在场”的叙述方式

马原的先锋小说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显示出独特的叙事方式,使得读者和评论家对小说的解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冈底斯的诱惑》中采用了"不在场"的叙述方式,通过虚构、混乱、感觉缺失等语言技巧,表达马原竭力走进西藏却又不能理解西藏的焦灼,彰显了马原式的先锋特色。     

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决定在反垄断“跟进诉讼”程序中的效力

考察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等国的相关立法及其变迁发现，在“跟进诉讼”中，法院承认由反垄断执法机构所作出的认定存在垄断行为的调查结论和行政决定的约束力已成为一项占主导地位的规则和发展趋势。如果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关于认定存在垄断行为的调查结论通过正式的行政法律文件的形式作出并已经生效，则该结论对于受理相关反垄断“跟进诉讼”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具有约束力，但人民法院承认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决定仅以该行政决定认定存在垄断行为为限。     

论诱惑侦查的价值属性

诱惑侦查具有风险性与效益性并存的特点;但只要受到合理规制,仍然具有法理正当性。诱惑侦查的风险性表现为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可能诱人犯罪、可能会冲击社会信用体系、可能导致警察滥权等;诱惑侦查的效益性表现为可以更为直接地发现犯罪、可以更为有效地防止犯罪的社会危害、可以更加容易地抓获犯罪嫌疑人、可以更加有效地深挖犯罪、可以更为有效地揭露和证实犯罪、可以产生额外的预防犯罪的效应;诱惑侦查的法理正当性表现在其包含的侵权行为、在其他情形下可能视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对尚未真正实施犯罪的对象采取主动性的侦查、可能引起司法伦理困境的欺骗、诱导策略具有一定的容许性。     

论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

当前,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已成为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十分必要而紧迫的重要任务。以广西为例,广西行政执法体制主要存在行政执法主体不合法、执法主体混乱、行政执法行为不规范、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低等问题。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应遵循以下思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综合行政执法,加强行政执法机构编制管理,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创新立法机制。     

论侦查阶段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刑事诉讼法修改和审判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及严要求。其中,非法证据排除是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司法改革的关键,但目前围绕非法证据排除展开的证据合法性审查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其应有的抑制非法取证、提升侦查取证质量的核心价值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从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本身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节约诉讼资源、改进侦查取证方法角度而言,应当充分激活侦查阶段证据合法性审查这一颇具我国特色的制度,为强化取证规范予以一定的动力之源。侦查阶段证据合法性审查的机制,应包括审查主体、启动形式、操作程序、审查途径以及分类处置等要素。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     

论诱惑侦查的价值取向及实践保障

诱惑侦查一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诱惑侦查的定义和使用范围出发,对诱惑侦查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并针对现实中诱惑侦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践保障措施.     

刑事“合理解释”规范的教义学展开

刑事“合理解释”规范是对分布在数个刑事诉讼规范性文件中“合理解释规定”的体系性概括,其为相关诉讼方的证据解释行为提供了法定依据。已有成果未能对之从抽象、宏观层面做一般性研究,亟待理论层面的系统性阐发。合理解释规范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解释立法规范,承载了一系列有助于推进本土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功能期待。根据解释意图的差异,可将合理解释规范分为三种类型,即：“回应疑问型” “说明原因型” “消除矛盾型”。合理解释规范服务于证据解释活动,因而与证据法以及程序法衔接紧密。一方面,合理解释规范中蕴含了多元形态的证据法效力,具体包括免于非法证据排除、修复证据可靠性以及推定证据相互印证;另一方面,为确保上述证据法效力的实现,有必要从作出方式和审查标准两个维度对合理解释规范的程序法适用予以规制。     

行政执法“疲软”论

行政执法中的“疲软”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或决定得不到充分实现或执行以致达不到执法之目的。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政府和法律权威的丧失。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行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廉洁奉公、守法懂法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重塑政府威信，强化政府权威和法律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