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护监督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监护监督体制,未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人和监护监督机构.由于对监护人的行为缺乏监督,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主要依靠自觉性,非常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了更好地实现监护制度的目的,促进家庭的和谐及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监护监督体制.     

韩国成年监护制度解析

2011年《韩国民法典》经修订确立了成年监护制度体系,采纳区分类型保护模式。成年监护包括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法定监护区分为成年监护、限定监护和特定监护三种类型,它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监护人的职权范围与时间的持续性上,家庭法院法官根据被申请人的精神状态和具体利益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监护方式。在意定监护方面,为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韩国民法设置了较多的强制性规定。韩国的成年人监护立法,强调对老年人自由与权利的尊重,从传统的"消极防御保护"转到"积极辅助"老年人实现对自己事物处理的意愿上;强调公权力对弱势群体个人利益的保护,扩张了家事法院对成年监护的全程护航;同时肯定成年监护服务的市场化方向。     

东亚成年监护制度的比较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对法定监护都采取了区分类型保护的模式。中国学者梁慧星教授的民法草案第二次建议稿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日本在监护、保佐之外新设了辅助这一成年监护类型。辅助没有限制由于精神障碍而欠缺事理辨析能力的被辅助人的行为能力,被辅助人仍有可能授予辅助人代理权。韩国的特定监护是在被监护人满足成年监护和限定监护的实质要件的情形下,在被监护人对暂时性事务或是特定事务有必须予以辅助的情形时仍然可以请求特定监护。需要注意的是,韩国的特定监护制度不是根据判断能力的衰退程度而决定的阶段性保护类型的一种。任意监护,是允许被监护人为了应对将来的判断能力减退而想在现在早作准备的法律制度。为了保证本人缔结合同时的意思能力,任意监护合同必须要通过公证证书的方式进行。任意监护从选任任意监护监督人时开始生效。通过任意监护监督人的监督来防止任意监护人滥用权限,家庭法院实施间接监督。     

民法总则中意定监护制度的理解与建构

《民法总则》第33条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条文。在我国社会背景和法律语境下，可从立法宗旨、解释逻辑以及民法内在体系的角度出发，认定意定监护制度除涉及监护人的选任外，还可就监护相关的事项与监护人进行约定，即采“自治性路径”。在我国环境中，意定监护的运作机制可在意定监护合同、意定监护中的代理、意定监护监督的框架下展开。意定监护合同应以书面形式做成，参照委托合同相关规定，其内容可同时包括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并依当事人意思确定意定监护人受托的具体事项。当所委托的监护内容不全面时，可由《民法总则》第34、第35条进行补充。合同中有关健康、福利和其他个人事务的约定，应视被监护人作出该约定时考量的因素以及该约定是否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以确定其最终效力。意定监护中的代理与法定代理、一般民事代理存在较大差异，与商事代理更为相似。据此，可认为意定监护人的代理权限以法定监护人所拥有的一般代理权限为原则，以意定合同约定的代理权限制为例外，后者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意定监护监督可包括法定监护中的公力监督，当事人约定的私力监督，以及赋予法定监护人以及近亲属相应的监督权限等几种类型。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权缺失问题的民法研究——以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为视角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权缺失问题严重,从民事立法的角度看,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规定的不足是其重要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完善我国民法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另一方面,需要结合我国农村实际,充分发挥居(村)民委员会的指导监督作用,规范未成年人委托监护行为,逐步实现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群体化和监护工作职业化。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规范路径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容易陷入生存、发展和安全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关心帮助。这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监护提出了特殊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仍然存在着一些父母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委托照护“准入难”、督促监督与家庭教育指导“落地难”等问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未成年人在流行病学特征、抗病毒治疗、对抗外部歧视等方面具有特殊困境。完善其监护教育、监护保护可为患其他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相关制度建设提供参照。针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建议在家庭监护、社会监护、国家监护等各个层面全面贯彻实质监护理念,有针对性地修正、变更、撤销监护权的具体事由,建构专门化、系统化、差别化的档案制度和监护评估体系,立足社区治理补充监护教育、监护保护的短板,在立法上适当拓展委托照护人的范围。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事务中的国家责任

监护公法化已经成为国外监护立法的一般趋势,但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理念与制度非常滞后,甚少强调国家的责任,无法适应转型时期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国家责任,需要区分亲权与监护,明确监护的性质;构建国家监护制度;完善监护监督机制。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事务中的国家责任简

监护公法化已经成为国外监护立法的一般趋势,但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理念与制度非常滞后,甚少强调国家的责任,无法适应转型时期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国家责任。需要区分亲权与监护,明确监护的性质;构建国家监护制度;完善监护监督机制。     

国家监护视域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救济

现代福利国家思潮促成了国家监护在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失能后的救济功能。司法作为国家监护的重要一极被赋予了救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核心作用。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纷纷以此为据,构建了各具特色却又在本质上殊途同归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我国也应该借鉴域外先进制度,在国家监护的理念下,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设置专门法庭、选择专业的法官,尽快构建适于我国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程序。同时通过强化司法裁判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的社会导向机能,能动地推进我国家庭、社会、政府多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社会联动机制的不断完善。     

论未成年人隐私权

未成年人同样享有隐私权,但其隐私权行使受到来自亲权行使、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学校行使行政管理权和知情权的限制。我国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应从立法、司法、加强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和学校的法律教育等方面加强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     

美国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之监护人培训制度考察及对我国的启示

监护人培训制度是通过法律规定赋予特定民事主体一项权利,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其在成年监护制度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美国监护人培训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已形成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作为美国成年监护制度中的一个亮点,其也是许多国家效仿的范本.在现代成年监护制度中,监护人培训制度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其在改革中的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亟待完善的成年监护制度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作用.     

农村留守女童受教育权与受监护权保障

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对于占据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近一半的女童却缺乏相应的关注。从性别视角剖析留守女童这一群体,着重阐述与留守女童有重大相关并易受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和受监护权问题,分析留守女童受教育权和受监护权存在的现状、特点及原因,提出完善相关立法、构建专门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委托监护制度、建立监护监管体系等建议。     

建立和完善我国亲权与监护制度的几点思考

监护与亲权在性质、基础、主体、内容和对象等方面都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应当完善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亲权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需要。     

论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行使

我国应把子女利益最佳原则作为未成年子女监护权行使的根本原则。立法上应兼采单方行使与双方共同行使相结合的未成年子女监护权行使模式。并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行使的内容进行细化,行使方式进行专门规定。     

新疆未成年人内地流浪的预防与救助

要全面和彻底解决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在内地流浪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要在法律上形成完整的预防和救助制度。流浪预防制度,就是要完善未成年人监护的有效运行机制,该有效运行机制涉及决定、执行、监督三个重要环节;流浪救助制度,就是要贯彻人本关怀理念,在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中,国家应积极、主动、强制进行救助,在流浪未成年人安置中,充分发挥流浪未成年人安置培训中心、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儿童福利机构各自的功能。     

论学校事故中的学校与学生关系

学校事故中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规范学校事故民事责任的法理基础。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不是一种监护关系,也不是一种准行政关系,更不是一种可以大而化之的合同关系,而是一种教育、管理、保护关系。这种关系不应因学校性质的不同而区别对待,且不排除学校和学生或其监护人的合法约定。     

家长权的现代遗存——一个法制发展史的视角

近代中国基本废除了家长权,模仿西方的亲权制度建立起监护制度。然而,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与法律文化当中,传统的家长权、家长制以及家长观念仍然影响甚深。我国古代家长权确立于汉代,后随法律儒家化而逐步加强。我国的孝文化强调子女的义务与关系的等级化、差序化,甚至利用孝道建立起一套"差序格局"。而现代法治中,规范"父母——子女"关系的亲权制度则借鉴于西方,长于建立一个人格平等、旨在推进权利实现的平等性。当现代的亲权制度遭遇传统的观念遗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法律的实践与表达的"二律背反"。理解和处理"传统家长权与现代亲权意识"并存这一矛盾现象,是我国法治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任务。     

私法自治、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趋势与中国启示

从“发疯人”到“精神不健全”概念的详细界定,从年龄歧视主义到年龄中立主义的立法回归,从大包大揽到正当程序的合理利用,从禁治产制度到注重意思自由的个案审查机制,成年监护制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对私法自治理念的逐步强调.私法自治理念不仅要求成年监护立法区分当事人需求,尊重当事人意愿,还强调成年监护领域适度的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我国成年监护立法的重构需要以立法趋势为背景,贯彻尊重自我决定权理念,增设意定监护制度,加强国家与社会的监护监督义务,注重私立监护、公共监护、社会监护合力的构建.     

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

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鲁迅在五四高潮过后一直处于各种矛盾和冲突之中。他有过彷徨,也曾经游移,但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考察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从鲁迅走过的路,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到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顽强持守。正因为这样,鲁迅才在２０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树起了坚不可摧的雕像。他的光辉不属于跻身于庙堂之侧的文人,也不属于走向民间的鼓动家或隐居者,而是属于获得了独立人格并意识到自己的先驱者使命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我国行政立法监督体制研究——兼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较

行政立法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行政立法有违宪违法行为发生,而又得不到及时纠正,产生的危害将是难以想象的,如2011年废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是一例。为了防止行政立法违宪违法情形的发生,对其进行制度上的常规监督显得尤其重要。然而,我国对于行政立法的监督存在相关监督机制不周全、监督机关的监督不作为等问题,如何完善行政立法,应当是研究者不容回避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