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明儒三教合一之论，及其来自佛、道人士的回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中日文化关系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儒、佛思想在日本神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把焦点集中放在中国文化中的儒、佛思想传入日本之后 ,对日本神道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论述 ,指出日本神道的发展 ,在许多关键性阶段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传自中国大陆的儒、佛思想的刺激和影响 ,其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绝不应忽视。     

试析冯从吾的佛学观

冯从吾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围绕“道体”、“心性”等问题所展开的“儒佛之辨”,一方面彰显了儒佛根本宗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明关学学者独特的佛学观。其中暴露出的由于自身对佛教理论了解的阙略而导致对佛教思想和内在精神理解把握上的偏差,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思想史现象。     

俄国汉学:儒佛道研究

在国外的汉学中 ,俄国汉学独树一帜 ,而儒佛道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用翔实的资料阐述了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综合研究 (五教合一 )、儒教研究、佛教研究和道家道教研究     

信仰消费与阶层分化研究——以"佛纸"为例

"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潮流,然而浙东农村地区的民间佛教却呈现表象繁荣之景象,以"佛纸"为代表的信仰消费兴盛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佛纸"是经过念佛这一赋灵过程的纸钱,是民间佛教的重要宗教产品.目前,"佛纸"呈现出多样化、 等级化、 货币化、 市场化的特征.随着经济阶层分化的出现,社会上层成为信仰消费的推动者和主力军,社会中层成为信仰消费的跟随者,社会下层则扮演着生产者角色,由此形成固定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在消费社会背景下,宗教信仰发生异化,赋灵过程可以通过金钱买卖.正是由于佛纸在阶层间流通和买卖,建构出一个表面繁荣的宗教市场,展示出宗教表象上的兴盛状态.     

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王阳明的良知论乃是作为一种“觉学”而存在的,并不是知即为觉,而是良知实乃一种良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觉,因为只有道德理性潜藏其中的良觉,才是良知。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良知乃是理性内在积淀的结果,但却呈现为道德直觉的外化形式。王阳明意义上的“结圣胎”,就是这种理性凝聚的规程及其结果。     

儒、释、道对中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发生裂变的中唐时代 ,中唐诗歌在美学面貌上表现得异常丰富、复杂。此时的诗人在较为自觉的审美理想的指导下 ,逐渐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美学流派。在众多的流派之中 ,择其大端可分为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浅切派”、以韩愈和孟郊为代表的“险怪派”、以刘长卿和韦应物为代表的“隐逸派”等三支。从文化资源上看 ,这三种美学倾向显然分别与儒、释、道三教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     

慧能禅与人间佛教

禅宗站在人的立场来言心性,它超越了先前那种注重解释所谓宇宙实相的心性论,“佛”、“佛性”等概念名相在“人”、“人性”的范围内获得直接的规定,在这一前提下,慧能的“见性成佛”实际上指向了“成人成佛”的问题。在“即心即佛”、“即性即佛”以及“直心是净土”等问题的阐释中,慧能禅彰显了其对于人性、生活以及生命这些最有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的伦理关怀。由此我们可以说,慧能禅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指向了人间佛教。     

李二曲工夫论中“格物致知”与“慎独”的问题

工夫与本体问题是宋明儒学的显题,李二曲承袭阳明"合本体工夫而一"之说,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其"格物致知"说与"慎独"说都是基于"致良知"、"止于至善"的为学工夫,其"格物致知"同阳明一样是一种向内的意向性活动,通过对先验良知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穷理"的道德境界。他对"独"的理解更接近《中庸》的原意,其"慎独"的工夫论强调了实践与行动的重要性,对于晚明以来王学末流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试论生活禅对当代心理生活的影响

生活禅是净慧法师多年来提倡的佛教理念。他认为“生活禅”就是“禅生活”,就是“人间佛教”思想的真正体现,就是从现实中的“我”去“悟道”。生活禅的理念来源于禅教合一的思想,从生活禅的教证和祖证可以反映出,生活禅是对祖师禅的继承和超越。生活禅的基本特征是承禅入禅、融经入禅、以禅融教以及最大的特征是突破和超越。生活禅对当代心理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它对当代心理学理论的建构、对当代心理生活实践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和鉴赏意义。     

中国儒家对孤儿和流浪儿的关怀伦理

流浪儿童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儒家对孤儿、流浪儿的关怀伦理主要体现在 :尽力拯救孤儿、流浪儿的生命 ;用人间的真情和爱去抚爱孤儿、流浪儿的感情创伤 ;给予尽可能多的培养和教育。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 ,孤儿、流浪儿群体的悲惨命运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但儒家对孤儿、流浪儿的关怀伦理对我们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唯务折衷":《文心雕龙》文论思想的文化品格

本文提出并论证"唯务折衷"是<文心雕龙>文论思想独特的一种文化选择.其文论思想具有亦道亦儒亦佛又非道非儒非佛的趋于圆融的精神品格与人文内涵;其为学的观念、方法,体现了刘勰站在道儒佛之上俯瞰三学与古今的"弥纶群言"的精神气度、自创新格的努力以及兼顾两边又不落两边的执中.     

唯识宗、禅宗对"境界"理论的构建作用

"境界"是中国文艺批评中的重要理论范畴.不同佛教宗派的境界理论对中国文艺批评境界理论的形成有着多重的构建性作用.特别是法相唯识宗的境界观构建了中国文艺批评境界理论的结构性心理空间.中国禅宗则使这一空间转换为审美境界,从而完成了对中国文艺境界理论的基础性建构.     

论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出于对转型时期的现实和三农问题历史成因的考察,同时借鉴国际经验得出的结论。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作为强有力的组织者和积极的直接参与者,通过制定周密可行的计划,以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公共设施投入增加为主要手段,带动农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强调政府主导作用还要处理好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     

先秦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提出的以“德治”为手段,构建“仁者治国、老少安怀”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以“君子”、“圣人”为标准,构建“道德教化”与“自我修身”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及以人性的善恶程度的不同为依据,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分层理论等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对我国的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